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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方坚持认为，穷未必思变。思变也并不主要因为穷这个因素的促进。”
针对金陵师大队的专注一点进攻，马来亚大学方面自然也是节节抵抗。
胡彪正面回应了好几次，但可惜他们对这个角度一无所知，抵抗显得比较无力，只能是强调这个论点和辩题相关性存疑，强调“思变”和“不择手段”不能混为一谈。
除此之外，就是各种按照既定大纲转移战场，寻找别的主动进攻点。
可惜冯见雄怎么会任由对方转换战场呢。
于是一时之间，场面看起来竟然有些搞笑，完全不像是国际大赛该有的样子。
用一个笑话来比喻，就像是网上说的玉皇大帝跟如来佛祖互相开喷的节奏：
“我历经一万七千劫！”
“你被猴子揍过！”
“我主宰天界！”
“你被猴子揍过！”
“我麾下十万天兵天将！”
“你被猴子揍过……”
……
双方在口干舌燥兼心浮气躁中，完成了总结陈词。
马来亚大学方面，因为被揪住了一个点，迂回得有些难看，凌乱。
金陵师大这边，虞美琴最后的陈词则显得风度得多。
不过这种揪住一点咬死不放的打法，多多少少也让评委们内心觉得有些小家子气。
主持人萨贝宁等虞美琴坐下，宣布进入下一个环节：“感谢双方的精彩发挥，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对抗激烈的比赛。现在有请本场评委对双方辩手提问。”
从上一届，也就是2005年开始，国际大专辩论赛把评委对辩手的提问纳入了常规环节。从此每一场比赛总结陈词完了之后，评委代表都会就一个比赛过程中某一方辩手刻意闪烁回避的问题，再揪住拷问一下，一般是强制要求正面回答。
这个环节多多少少也解决了早期国辩中双方因为赛前套路准备得太多、随机应变不足而出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自只专攻自己有把握的点，回避对方问题”的情况。
早些年以排炮预演著称的金陵大学队等队伍，最怕的就是这个环节。
今天这场的评委中，负责提问的是著名诗人俞秋雨。
或许是因为马来亚大学队虽然前面正赛中场面有些难看，但毕竟该说的都说了。
对方就揪住一个点进攻，能问的也都问出来了，问不出来的嘉宾再问也是浪费时间。
所以俞秋雨避重就轻地问了点技术细节，就把马来亚队轻轻放过。
不过对于金陵师大队，就没那么容易放过了。
因为金陵师大队作为进攻方的时候，始终只逮着自己的一个点说，很容易被人觉得“除了这一点，别的都不懂，不透彻。”
俞秋雨斟酌了一会儿，审慎地问：“请问反方辩友，你们一再强调‘穷了也未必思变，不穷也会思变，因此思变的主要因素是上升通道是否充分，而不是是否穷’。
那么我想问，你们对于最彻底、最根本性的变，也就是社会结构式的颠覆歌命怎么看？哪怕在印度、在日本，在历史上其他贵族政治盛行、天生地位注定的社会，不是也有那么多社会进步么？这种颠覆式歌命本身，难道不是穷则思变的产物么？”
正方的胡彪听了，竟然松了口气。
“惭愧，居然让评委们问出这个问题，这应该是我问的才对。该死，刚才被绕晕了。”胡彪如是暗忖。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首先，‘思变’不能等同于‘铤而走险’，而更近似于‘不择手段’，因为变是一种创新。所以一个社会有农民起义造反，不等于他们就思变了，这只是一种掠夺财富权力的本能，就跟豺狼要猎杀动物吃肉。
思变，是一种社会歌命的创新，一种新的手段、方法、社会模式。正如我们看到，简历新的注义的，往往不是最窘迫的人。拿破仑并不是活不下去的穷人，我国早年歌命的很多先行者并不是贫农出身，他们不歌命也不会饿死。而恰恰是他们思变、创新后形成了一套模式，而后吸引进来的跟随者当中，有大量的贫农、社会盲流、种种混不下去的三教九流。
因此，思变与否，确实与是否穷困无关。哪怕在最没有上升通道、最不思变的社会氛围内，最终形成思变火花和理性光辉的，也不是那些穷的人——就比如哪怕在印度，历来的改革家难道都是被压迫最深的首陀罗么？并不是，很多都是吠舍阶级的富商。”
摩迪就是一个吠舍。
俞秋雨和罗胖子对视一眼，两人不由自主地一齐微微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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