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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罗迦被围的时候，红牼率领的舰队还未从朱方港出发。尽管如此，楚国也不可能向僧罗伽派出援军。九月收粟，暂时缺粮的秦国仓禀又堆满了粟米，知彼司认为今年冬天秦军必有所动作，建议十月开始全国性动员，不管是东地还是故地，都要征召士卒，集结大军。
这样的提议毫无疑问的被大司马府、正朝否决，楚军现在的问题是士卒未练、军官不足，尤其是合格的基层军官不足。一个卒，需要一名卒长、两名偏长、五名两长（一两三列，四十五人），需要正、副各十五名纵长（即一列），除此还有鼓手、旗手、文书等相关军吏。
以上是矛卒，另外还要三十六弓手。没有弓手的矛卒非常危险，如果前面被抵住，敌军用箭矢攒射——钜甲总有薄弱的地方，蹶张弩十五步可以破甲，后果不堪设想。只有以弓手压制秦军弩手，才能避免密集阵列下被敌军强弩打击。
三十个师每师十六个卒，共有四百八十个卒，这四百八十个卒中，基层军官、军吏大约需要五千人，正、副纵长需要一万五千人，好在这一万五千人只在士卒当中选拔。
按照楚军建军的基本原则，不管是正、副纵长这样的后世士官，还是两长、偏长、卒长这样的基层军官、军吏，都尽可能要求本地化。只有本地化，才能形成士卒与士卒，士卒与军官之间的韧性。如果换一种叙事方式，那就是要让县卒、邑卒帮派化、团伙化、黑社会化，军队不属于国家，只属于当地的贵族和庶民。
这与楚国的政制体制是同构的，权力源于武力，武力出自军队，军队来自贵族誉士以及他们辖下的庶民。军队内部的组织结构、上下等级，就是现实政治中的组织结构与上下等级。
可惜的是西地没有贵族，甚至连豪族都没有，只有刚刚分封下去的誉士。即便是从东地抽调贵族，那也只有东地西部氏族众多的地方才有贵族，宋地、吴地照样一片空白。
贵族的缺失使得旧郢之地很难按东地那样搭建起军队的架子，而如果甩开贵族直接建立军队，那将是军队国家化的先兆。军队能国家化吗？当然不能。
“军队国家化”有悖于楚国八百年来的传统；“军队国家化”有害于楚军的性质；“军队国家化”脱离了楚国县邑政治的现实要求；“军队国家化”有违于楚国的根本利益。
在“军队非贵族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中，“军队国家化”最具蛊惑性。敌对势力有意搅乱政党与国家、军队的关系，把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对立起来，以军队的国家属性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进而否定贵族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不仅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理论上也说不圆，在实践上更行不通，是一个虚幻的悖论。
正朝朝决的结果是宁愿晚组建、不组建军队，也要坚持（芈姓）贵族领导军队，绝不组建一支庶民指挥庶民的军队。
在此背景下，哪怕知彼司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情报，全国总动员还是被完全否决，红牼率领的舰队中，没有一名楚军士卒增援。有的只是白氏、猗氏、孔氏、弦氏、师氏、郭氏、段氏、田氏、程氏、刁氏、毋盐氏、邴氏十二氏族的私卒。
更确切的说，这是一支列国巨商大贾所组成的佣军，其中的士卒绝大多数是雇佣来的。列国当中乐意被雇佣的士卒主要在齐国。但齐国的士卒也不是那么好雇佣，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弄到出国的符传，要不然再多钱也拉不走人。
好在柏木、桧木所建的私人海舟中，田氏占了几乎一半。田氏海舟虽然没有被扣在僧罗迦港，却被扣在了伍布莱港，而且不是一艘，是十二艘——齐国本就不以产粮著名，鱼盐丝麻才是齐国特产，故而齐国的酒绝大多数要从他国进口，酒税一涨，田氏海舟全部前往波斯湾装运本地的枣酒和地中海转运过来的葡萄酒，然后就被扣了。
田氏出面斡旋，诸氏从齐国雇佣了大约六千名精锐士卒，齐国以外，魏国的白氏、猗氏，赵国的郭氏、段氏也从本国带出了千人，加上十二氏族内子弟、以及仆臣，勉勉强强凑出一支万人左右的援军，十一月上旬从朱方出发，驰援万里之外的僧罗迦。
灯塔上楚军了望哨看到的就是这支由十二氏大商雇佣而来的军队。万名士卒分居在六、七十艘饕餮级货船上，远远看去，从甲板到桅杆都爬满了人。确认来的是己方舰队后，援军已至的旗语从灯塔上发出，城头的军吏忘记了礼节，大声疾告：“援军至矣！援军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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