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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大臣话音刚落，立即又有一些职位比较高的大臣站出来，向朱楧作了一揖，劝谏道：“臣等附议。王上，任用宫人干预政事，自古都是取乱之道，还请王上三思，千万不要坏了国家的纲纪。”
这些人的心思就不好说了，一部分人跟之前的大臣一样，属于见识有限但是还算是为自己好的人，另一部分人就不好说了，他们出来劝谏并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心，害怕太监们分了他们的权力蛋糕，他们就不能在地方上一言九鼎，作威作福了。
“纲纪？”朱楧见这么些大臣齐齐反对，心头就掠过一丝不悦，君王和大臣永远都是矛盾体，与大臣们的权力博弈始终存在，对大臣就应该始终是既用且防，所谓推心置腹之类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拉下脸来，带着一丝不满和威严说道：“什么样的人不会坏纲纪？赵华清那样的人吗？他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什么道理不知道，不一样欺君罔上吗？寡人用人只看他是否忠心，是否实心办事，至于他的出身，跟寡人有何关系？多读几年书就比别人高级吗？读了那么多的书还是欺瞒寡人，这才叫羞耻！”
这话将底下的大臣说的一愣一愣的，听王上这意思，他们这些饱读诗书，受过圣人教诲的人还不如一个太监，这让一些自视甚高的官员难以接受。一名御史直接站出班来，向朱楧一拱手，正气凛然地说道：“启禀王上，赵华清事件只是一个个例，王上不能借此否定所有读书人。自赵高开始，太监干政的教训就层出不穷，还请王上收回成命，否则臣远乞骸骨归乡。因为身为御史，不能劝谏王上回头，实在是于心有愧。”
朱楧被这个愣头青气得脸色刷地一下子就拉了下来，还特么赵高，几千年前的事谁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司马迁又没有在场，就那么随手一记，说不定是他自己编的故事，你拿这种事来读寡人，真是岂有此理，当即勃然大怒，霍地一下子站起来，大喝道：“赵高难道就不是个例吗？你想辞官，寡人准奏！谁还想和他一样，都给寡人站出来！”
这一下子当即将朝堂之上的文武官员震慑住了，那些个大臣经过十年寒窗，然后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才获得今天的地位，武将们也是刀山火海中闯过来的，名都丢了好几次了，才获得了这个官位，谁愿意就此辞去。
所以，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站在原地不再出声，出来劝谏的人很多，像那位御史那样肯辞官的人，不多。
朱楧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否则他们会没完没了的劝谏下去，讲完了秦朝的例子，还会讲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讲完了东汉的例子，还会讲唐朝时期的宦官干政，这些事都是堂而皇之的在史书中记载的，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讲。
朱楧对历史的理解跟史书上记载的很不一样，在他看来，东汉之所以爆发黄巾起义，落得群雄割据的局面，并不是汉桓帝和汉灵帝重要太监的原因，恰恰相反，是那些大臣们的原因。
这件事要从东汉的建国说起，刘秀建立东汉，靠的就是世家大族们的支持，所以上台之后，不得不给予那些世家大族们一些特权。渐渐地，这些西汉形成的世家大族，在东汉演变成了门阀，不仅垄断了朝中的官位，还在地方上占据的大量的田庄，拥有着大量的奴婢和门客等武装力量。
他们都在朝中有人，所以占据的田庄很多都不用交税，这就是国家掌握的土地、粮食资源越来越少；而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侵夺平民的土地，将这些原本在国家户籍黄册上的平民占据为自己的奴隶，再利用各种手段将他们的户籍抹去。这样以来，国家就掌握不住这些人口，导致国家掌握的人力资源越来越少，一旦有了战事，或者其他需要人民出力的时候，就招不到兵。
而黄巾军起义也是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将国家的资源全都占据了，普通的老百姓活不下去，或者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的需要改变现状，才轰轰烈烈的爆发的。
起义爆发之后，一时间声势浩大，而国家的资源早就被那些世家大族掏空了，要粮没粮，要兵没兵，无力镇压起义，所以只能依靠各州县自己募兵，造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其实刘秀还活着的时候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曾经携统一天下之威，下令在全国清查土地人口，打击士族门阀的势力。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操蛋行为，世家大族们纷纷抵制，不少地方还爆发了骚乱。
当时的丞相夹在皇帝和士族之间受夹板气，听皇帝的士族不答应，偏袒士族，皇帝又不答应，于是一气之下上了吊。
刘秀见事情闹大了，不得已认怂，将清查土地的命令搁置下来，算是默认了这些世家大族的存在。
到了东汉末年，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膨胀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不断地吸附着国家的资源，将原本强大的东汉，硬生生地吸成了一个病夫，这才有了黄巾起义，群雄割据的事。
汉桓帝和汉灵帝公开卖官的事广受世人诟病，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讲，这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国家的资源都让那些世家门阀瓜分的差不多了，尤其是像袁绍那类人，四世三公，占了多少资源？皇帝穷的叮当响，没有项目搞创收，想想自己的手里只剩下官位这个资源了，所以就拿它们来换钱。反正当官总是要花钱的，与其让那些人将这些钱送给那些士族门阀走后门，倒不如用这种办法弄到皇帝的手里，还可以为国家多积累点资源。
这个世界是唯物主义的世界，都是两个肩膀抗一个脑袋，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谁掌握的资源多，谁赢得几率九大，这就如同斗地主一样，谁拿的拍好谁就赢，除非对方一点也不会玩。
像那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比如说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太少了，整个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就那么几个，而在这几千年当中，人类发生的战争又有多少呢？简直就是数不胜数。
这些经典战例多少都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面，不是每次都会有一个许攸去反水，对方也不是每次都将战船连在一起让你烧。作为一名君王，如果不好好的种田发展自己的实力，整天想着靠一些运气和对手的智商突然下降而打出一个所谓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那其实就是犯了守株待兔的错误，将偶然当成了必然，迟早会被饿死。
况且曹操和袁绍对峙的时候是倾国而出，沉重的兵役已经使得他的后方发生了骚乱，所幸被镇压下去了，所以绝对不是史书上说的“兵不满万，而伤者十二三。”袁绍倒是个爱民如子的人，再加上他轻视曹操，为了不给民众增加负担，大战之时并没有出全力，没有将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对付曹操，这才被曹操捡了个漏。
而曹操占据了他的冀州之后，那些曾经口口声声歌颂袁绍恩德的人民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曹操的顺民。
袁绍没有出全力在史料中是有佐证的，按照正史记载，官渡之战时袁绍击集中了大约十一万人的兵力。而根据《三国志——崔琰列传》记载，曹操占据冀州之后，查看当地的户籍图册十分高兴，说：“冀州是个大洲，可征兵三十余万。”为此还受到了崔琰的批评。
我们知道，袁绍当时占据了四个州，冀州只是其中之一，若是他不贪慕爱民如子的虚名，不轻视曹操，像曹操一样，集中所有的力量先打败曹操，那曹操获胜的几率又有多少呢？怕是第一波团就被带走了，根本撑不到许攸前来投降。
唐朝后期的皇帝任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安史之乱将原本看似稳固强大的唐朝国家机器打得瘫痪了。唐朝连赖以起家的关中和繁华富庶的洛阳都丢了，很多人认为唐朝要不行了，开始打起了别的心思。
虽然有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忠肝义胆的大臣为唐朝卖命，但皇帝也拿不准是不是所有的武将都像他们两个这样，只有派他最信任的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借此来监视诸将，相信有了鱼朝恩的坐镇，一些原本别有心思的武将也不敢再有所动作了，乖乖地跟着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
后来到了李亨的孙子——唐德宗李适之时，唐德宗刚继位是也很年轻，也很天真，跟崇祯差不多，想学着史书上记载的那样，排斥太监，任用大臣，中兴大唐，结果由于太年轻，政策失误激起了藩镇的叛乱，进而引发了泾原兵变，被狼狈的赶出了长安。这个时候，他所信任的那些大臣们没有一个人保着他，反而是身边的太监舍命将他保护到了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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