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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
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
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也不过是一时之间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
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
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
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
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
但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内阁不光与司礼监有矛盾关系，与六部的关系也不咋滴，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内阁之上。
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
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
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
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
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内阁中矛盾激烈。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
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
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致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
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之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明朝内阁制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
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
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专制。
同时也形成了明代宦官的专权。
明代内阁因缺乏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只是政务的辅助机构，通过票拟、修旨来辅政，但大学士的票拟最终要通过皇帝的朱批，而明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宣宗时大臣章奏除皇帝亲批数本外，皆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参照内阁的票拟批红。
宣宗以后，人主怠荒，深居内宫，不亲政事，不见大臣，又把太监当作心腹委以重任，朱批便由秉笔太监处理。
司礼监便凌驾于内阁之上，内阁权力仅止于票拟。
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者是假手于司礼监代批，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趁机窃柄专权。
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如张居正为有明一代能臣，其任首辅时亦要密结司礼太监冯保，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
至于阁臣之不肖者，更争相谄媚逄迎宦官，助阉为虐，狼狈为奸，助长宦官的气焰。
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这种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还容易演成朋党倾轧。
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
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推翻。
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也是因为内结司礼监冯保，逐高拱得来的。
阁臣倾轧之剧烈皆因明代内阁没有正式的权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引生的流弊。
这种体制还导致政风因循。
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
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
再至张居正之循名责实，积极有为，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更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
继之为政者，惩张居正之败，多随俗浮沉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巩固权力，于政事则无所主张，政治遂因循积弊，日甚一日。
总而言之，“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相始也”。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
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
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
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但这种体制，总的来说，就韦宝个人认为，还是利大于弊。
当初朱元璋的想法是很超前，很不错的。
但是，再好的东西，也得配合上许多其他因素，要在历史中不断发展才可以啊，而大明二百多年，并不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时常倒是在往坏的方向发展。
在永乐朝以后，内阁权力加强。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皇帝不能再胡来。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
因此，大明执政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国家始终稳定，经济始终在发展，大大超越前面几个朝代，这套体制都算功不可没的！
所以，每每读明朝的历史，韦宝最佩服的就是不识几个大字的朱八八皇帝。
不是有绝高天赋者，如何能创建出这么超越时代的体制呢？
在御前发生的事情，此时已经传到了杨涟等东林党大臣耳朵里。
他们很气愤，认为皇帝这是不管了！
“既然陛下不管了，也不能这么由着阉党胡来，咱们得组织人手，夺回咱们办事的权力！”杨涟道。
朱延禧、周如磐和丁绍轼都没有说话，他们也觉得想要依靠皇帝，达到制衡魏忠贤的目的，恐怕是不可能了。
他们一退再退的结果是魏忠贤的阉党步步紧逼，逼的所有东林党大臣都走投无路了！
“杨大人，咱们要怎么做？”左光斗问道：“现在像韦宝那种新科进士，初入官场的愣头青都被阉党所蒙蔽了，咱们要来硬的，面对的可就不光只是阉党的人了。”
“来硬的做什么？他们不是不让咱们去差房办公吗？咱们联络各个衙门受到排挤的东林志士，大家都不回原来的衙门办公，都去文渊阁办公！还有，将我写的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广为印发，发遍京师各个角落，我就不信了，皇帝能看不见？”杨涟也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死谏，出任过十来年的地方官，也是有一套方法的。
左光斗闻言笑了，“可以，这样好！陛下不是交给内阁查实吗？不给咱们安排好办公的去处，咱们就在内阁当差了！咱们照样可以弹劾那些依附于阉党的不法之徒！”
“可是，这么弄的话，事情就彻底大了啊！还有，文渊阁才多大一点，哪里容得下许多人？”朱延禧不由的焦虑道。
“没有地方，咱就在文渊阁的大院子里面办公，实在不行，就趴在地上写字！大院子不够，文渊阁外面还有街面嘛，人家小贩可以摆摊，咱们为什么不可以？”杨涟倒是想过这个问题了，“只要咱们团结一致，就不必惧怕阉党！他们敢孤立咱们几个人，敢孤立京师官场这么多东林志士吗？”
朱延禧点了点头。
周如磐和丁绍轼也很赞成这么做，都商议着要向阉党反扑，决不能任人宰割。
“还有，你们等着瞧好吧，咱们都聚集到文渊阁来另立衙门，都察院和大理寺那些待查官员自己就会先乱起来，他们要防着被人拱走，防着位置不保，还有更多的人想上位，想拱走旁人！魏阉的毒计看似老辣，看似天衣无缝，但是具体做起来，不容易的！而且，他们一时之间上哪儿弄那么多人来补充位置？要是闹大了，就不止是都察院和大理寺这两个衙门的事情了。”杨涟接着道。
几名东林党大臣都觉得有理，商量了一阵，大家的心情都好了不少。
虽然此时京师的上空乌云密布，完全处于魏忠贤的黑色统治之下，但是他们坚信，只要东林党众志成城，拧成一股绳，一定能在阉党的打压下守住，一直守到拨云见日，红霞满天的那一天为止！
东林党的上层人物们定好了防御计划，都察院和大理寺，以及其他还没有被这次事件波及到的衙门的东林党大臣，或者是倾向于东林党的官员们，逐渐接到了指示，领会了杨涟等人的精神和意图。
东林党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是很稳固的，绝不像阉党那种主要为了权势富贵而混合在一起的乌合之众可比。
接下来的两日，都察院和大理寺频繁的议事，频繁的被谈话。
几乎每个人都被吏部派来的人找去单独谈话，除了吏部，还有内阁和东厂派来的人。
这么大面积的告发官员，而且都是以个案的形式告发，在大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让韦宝大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出的主意，他又预先说通了魏忠贤，事成之后，给他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双料正六品职衔，又在驱逐都察院和大理寺的一帮铁杆东林党的时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达到了大家都同意他升官的‘群众基础’。
可是这种互查一开始，几乎所有人，对韦宝的评语都是恶评，要多恶毒有多恶毒。
因为大家都不服气啊。
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还是倾向于东林党的官员，还是倾向于阉党的官员，还是比较中立派的官员，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暗中说了韦宝无数坏话。
都恨不得韦宝马上去死，马上滚出官场。
虽然韦宝之前也料到了，自己才入仕一个月的人，说升迁就升迁，似乎容易招人嫉恨，但他却没有料到是这么广泛的嫉恨。
“所有人都说你品行不端，来都察院之后好逸恶劳，什么事情都不做，懒散怠政，你有何话说吗？”一名负责盘问韦宝的吏部官员，说话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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