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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宏三知道冯自用这帮人来干什么,无非就是文官想要压制武将而已,其他什么重蹈唐末覆辙都是说辞而已。
不过这些臭老九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在宋代以前各朝各代却是没有好的办法约束统兵大将。在皇朝初期,各个太祖高祖本人就是领兵大将,自然能控制住手下。但是到了王朝中后期,那些统兵大将没了和皇帝并肩战斗的情谊,同时皇帝也不是战火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再加上王朝后期各种矛盾突出,还需要武将频繁的镇压各地叛乱,所以赵匡胤玩的那套黄袍加身就成了常事。
赵匡胤上台后害怕手下大将学习自己在玩这一手,所以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算是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这只是解决眼前问题,只要到了王朝后期,战事频繁,统兵大将还是不会受皇帝控制。
所以赵匡胤开创了一个影响后世的制度,就是重文轻武!当然赵匡胤制定的这个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利用文官来欺压武将,而是从上而下的一整套制度。
宋代兵制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种,其中禁军是中央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皇室、京都和镇戍地方。赵匡胤即位的第二年,即着手整顿禁军,裁汰老弱,补充精壮,又下令各地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
赵匡胤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这支武装力量,将“殿前都点检”等禁军高级将领撤销,设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来分别统帅禁军,“三帅”皆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担任,他们只有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并且时常调动。
同时设置枢密院,掌发兵之权,使将兵权和发兵权分离,二者相互牵制,最后听命于皇帝。同时,在禁军的驻屯上,又采取了“内外相维”的方针,禁军的一半驻守京师,另一半驻全国各地,边境上只有少量禁军,这种强干弱枝的办法,对于削弱藩镇势力,加强军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守内虚外”的方针,致使北宋在对辽夏的战争中,连连失利,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赵匡胤解除了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后,开始用文臣知州事。对于拥兵割据的大藩都借故把他们调离,或使其遥领他职,死后也不许子孙袭职,逐步任命文臣代替原来的武将。重文轻武成为宋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赵匡胤以后的各个皇帝,也继续实行这个方针,是谓“兴文教,抑武事”。这样,文臣代替武将,武将调离军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最后一条就是行“更戍法”,所谓“更戍”即更换戍守地点,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将领把士兵变为私有资产,使军队的屯驻地点时常更换,而统兵将帅却长驻防地,不随士兵行动。名义上是让士兵“习山川劳苦”,提高素质,实质上是“不使上下人情习熟”,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兵将分离的局面。这一措施虽然限制了将帅拥兵自重抗拒中央局面的出现,但也带来了军队不能认真训练、作战指挥不灵、军队战斗力弱等弊端。
不过还是那句话,中国自古以来的问题就是内部问题,至于外部问题根本不能动摇皇帝的统治,所以那些军事上的小小失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几项政策的实行虽然让宋朝军事实力有些退步,但是并没有大规模退化,南宋在襄阳和四川顶住蒙古人的进攻五十多年,进一步说明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的成功性。
明代朱元璋承接宋制,只是老朱没有耐心玩杯酒释兵权那一套,老朱是个急性子,直接玩人道毁灭,武将都杀光了也就没有什么武将不听控制的事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崛起,这些文官天生和武将不对付,再加上皇帝有意无意的纵容,所以到后期二品总兵看到五品兵备道跪地磕头的事情时有发生。
不过明代文人领兵也出了几个出色的将领,比如中期的王阳明,后期的洪承畴、孙承宗、孙传庭等人,这些人在行军打仗上半点不次于国朝初期那些名将,只是天下大势如此,几个出色的将领根本不能改变明王朝已经腐烂到底的现状。
到了朱宏三建立新明朝,他手下那几个将领半点不次于历朝历代*开国时期的将领,钱勇、赵国栋、王进宝、赵国良、马昆、周玉都是悍勇之辈。但是朱宏三却没有朱元璋的担心,害怕自己死后这些将领不受控制。
道理很简单,现在朱宏三的军队是全火器军队,如果没了后勤补给这些军队手中的火枪和烧火棍差不多,同时负责后勤生产的所有武器工厂、火药厂、火炮厂、船厂都在朱宏三的控制下,再加上朱宏三在军中还有严密的眼线,所以朱宏三并不害怕手下将领有什么二心。
朱宏三这么想可是以冯自用为首的文官集团可不这么想,要知道朱宏三手下这支军队战斗力强横,当年在南昌马昆的两万人对上多尔衮的二十五万大军,竟然一战而胜,这实在让文官集团大跌眼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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