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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高官腐败案件中，一半儿是与金融部门有关，还有另外一半儿是与企业股票上市有关，这些案件涉案金额非常庞大，突现了国内重要经济部门的金融监管，存在很多的漏洞。
事实表明，大多数涉案的高官在作案手法上比较谨慎隐蔽，受贿金额巨大，但行贿人数很少，个人得益丰厚，但减少了被揭发的风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党政官员都会结交一些工商界的朋友，这在有的时候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能够近水楼台的业者，往往成为贿赂的特许提供者，有的甚至扮演了中介的角色。
由于这样的操作减少了官员直接受贿被发现的风险，也往往比较能为一些高官所接纳。
妻子、儿女在高官腐败案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表明，家人在官员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腐败行为的情况很少。
有的时候，家人的贪婪更助长了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得他们加快暴敛财富的速度，而有的时候，政府官员自己并不出面，而由家人通过办公司的方式把黑钱洗白。
腐败官员的家人及贴身亲友利用其权力和关系，狐假虎威，巧取豪夺，谋取巨额经济私利的现象，败坏了公权力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九十年代的腐败高峰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腐败了的官员们独断专行所产生的问题。
简单地说，也就是因为这些人具有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的权力。
而这些人，都是经过组织部门左一关、右一关考察过的，都是往往被认为是德才兼备之后才被选上来的，都是让组织放心的接班人，怎能轻易让人随便怀疑，甚至还要对他们监督？这么做的话，不是在怀疑党的领导又是什么？
所以当时有了犯了事儿的市委书记就说了一句老实话，“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我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任市委书记五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话。市公检法的领导都是我任命的，他们用的是市里的钱，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不敢监督，所以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
而他这一套理论也是大家所通用的，“一定要和市委保持一致，和市委保持一致就是和市委书记保持一致。我们历来都是党说了算，在市里面就是市委书记说了算。”
“系统的大面积腐败，就说明了在监管制度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萧名学也是非常关注的，而且也做过认真的研究，“权力是不是商品，这本来也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公仆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国家给的，是社会给的，是人民给的，所以这个权应该是用来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在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一些公仆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然你们商人可以凭经商发财，艺人可以通过演出到富，文人可以通过写稿拿稿费，那么，我这个管你们的父母官为什么就不可以凭我手中的权力去圆我的发财梦呢？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想法的领导干部很多，所以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陈明洛点了点头，深以为然。
当时有个很著名的贪官就曾经对底下人说，“现在我花你们几个钱，今后等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字条，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百万、几千万地赚。”
这话说得就很清楚，虽然普通人把权力的商品化看得很神秘，其实却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些公仆们太想发财了，太想致富了，贪婪、意志薄弱而又经不住诱惑，手中的权力也就变成了商品。
你不是要办事吗？我就千方百计地卡、拖，让你明白不出一点血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你不是想升官吗？我就来一个没完没了研究研究，让你明白要发达必须先投资的道理。
你不是要想承包一个工程项目吗？我就来一个向你通报竞争这一项目的老板有几十家，让你明白要将这个项目搞到手没有先期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这样，当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都烙上了商品的痕迹之后，腐败的泛滥就会变得像脱缰的野马那样，要想收都收不住。
“不能否认，这就是体制的问题。”陈明洛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阿克顿教授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话显然是最恰当不过的。”
萧名学点了点头，赞同陈明洛的说法，但是他又叹了口气道，“但是，很多干部们不承认这一点，尤其是身份比较高的干部们，因为这么说的话，就相当于在动摇他们的特权基础了，这样的事情，你让他们怎么接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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