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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三年冬，甘相公时年三十岁出头，灭亡党项西夏，铸就不世之功。
也是在这一年，参知政事欧阳修自请致仕，上乃听之，放欧阳修致仕养老。欧阳修这一辈子，在官场上功劳不少，最大的贡献就是扭转了文坛文风，过错也有，还有一些难以说对错的事情。
倒也不是要给欧阳修盖棺定论，欧阳修着实是个洒脱人物，对于权势并不贪恋，如今在朝堂之上，他虽然是参知政事，但是多少有些局外人的感觉，所以自请致使，倒是显出了读书人的风骨格调。
熙宁三年冬，王安石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甘奇同任宰相。
曾公亮，升昭文馆大学士，进鲁国公，退居二线。
如今朝中二相，便是甘奇与王安石，这自然是甘奇亲手操作出来的，也是制度如此。
一般而言，宰相之位大多时候都是两人，以前的时代有左相右相之说，以后元丰改制，又会有尚书左右仆射，也是左相右相的意思，还有许多副宰相就不谈了。
曾公亮退居二线，五十岁的王安石补上一步，历史上也本是如此，熙宁三年王安石从参知政事进宰相位。
与历史不同的是如今的变法改革已是大相径庭，甘奇的变法与王安石的自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甘相公出征而回，再坐政事堂，门外等候汇报的人排成了长队。
作为宰相的王安石陪坐甘奇之侧，汇报之人一一而来，司马光是最先的一个。
从司马光走进政事堂的那一刻，甘奇总觉得许多事情有些不对劲，气氛上好像出了点问题。
不过甘奇其实也早有预料。
一个司马光，一个王安石，其实就代表了甘奇的两面。
司马光代表了甘奇对于名士大儒的那一面，也是甘奇“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那一面，所以甘奇对司马光一直是礼遇有加，哪怕司马光与甘奇说过什么割袍断义之类的话语，甘奇也完全不在意，而是不断忽悠司马光为他做事。
王安石自然就代表了甘奇改革进取的那一面，真正的改革之事，乃至经济往来，甘奇几乎都交于王安石处理。
所以司马光内心之中，其实早已认定了甘奇与自己是同一类人，所以才愿意为甘奇奔走效劳。但是如今，王安石高升宰相了，司马光还在御史中丞，这就让司马光心中有些想法了……
因为司马光如今与王安石的矛盾，已然开始形成，越是甘奇不在京城的时候，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显露，这是没有办法的，是两人从思想上就走不到一起去。
当然，这里不是说司马光对权势如何贪恋，还别说，司马光还这不是这样的人，历史上熙宁三年，皇帝要升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因为不能认同王安石，升官也拒绝了，还直接辞官回洛阳了，回洛阳一待十几年，写出一本大作《资治通鉴》。
这种人，无论怎么黑，其实都不能否认司马光是真的信仰圣贤那一套的，甚至信仰到保守至极。
此时司马光心中有些不是滋味了，他这种想法不是因为权势，而是感觉到了一种背叛之感，司马光信任甘奇，甘奇却最信任王安石，这种背叛之感，自然让人难受不已。
甘奇能感觉到这种气氛的变化，一边听着司马光汇报御史台各地监察之事，一边思索着该怎么继续忽悠笼络司马光。
此时甘奇对司马光还是很看重的，只要笼络住了司马光，甘奇就等于自己打入了敌人内部，只要还能把司马光忽悠住，那就能继续用魔法打败魔法。
所以待得司马光汇报完毕，甘奇开口：“君实兄，此番介甫进中书门下，乃是陛下之意，而今正是摊丁入亩之事进入重要阶段之时，一旦功成，明年便是摊丁入亩准备推广天下之时，所以这御史台各地监察御史之事乃是重中之重，我深思熟虑几番，准备进言陛下，进君实兄为参知政事，不过，还得兼任御史中丞，不知君实兄意下如何？”
这是甘奇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司马光必须不能离开御史台这个位置，司马光得在御史台给甘奇当挡箭牌。
司马光闻言，稍稍有些犹豫起来，也在沉思，如今甘奇在司马光心中代表了圣贤子弟，也代表了儒家正统。但是这朝堂之上，甘奇身边，老是有一个王安石这种异类，让司马光无比难受。
也是甘奇太聪明，总是把自己某些激进的想法说与王安石听，也只有王安石也听得进去甘奇那些激进改革之想，自然也就从王安石口中传达出来了，也让司马光这一类的保守派对王安石越发不满。
这种情况的代表，就在于皇帝暴力处理程颐那些请命士子之事上，满朝堂都在反对，要让皇帝下诏罪己，唯有王安石一个人不那么反对，或者说反对的力度不大，还时不时帮皇帝说上一两句话。
这也说明，王安石这个人的手段也是比较狠辣的，历史上的王安石也少了一些容人之量，在他上位主持变法的时候，手段狠厉无比，但凡有反对者，那都是一个都不放过，全部贬谪、甚至下狱。
甚至都到了有一点文字狱的地步，比如历史上的苏轼，任职湖州之时，因为上书说了几句反对的话，立马就被抓到御史台关了几个月，贬到黄州去当团练副使了，只能开始自己在东坡种地，写一写《赤壁赋》什么的。就因为这点反对之声，苏轼不仅自己坐牢被贬，还牵连的几十个其他官员。
有人说大宋的大规模党争是司马光造成的，其实也不然，许多事情有因有果。王安石变法之时，用尽手段打压异己，手段也是极其狠厉，不容半点质疑之声，朝堂之上贬谪之臣，数之不尽。
这也直接导致后来保守派再上台，那些昔日被贬的、入狱的、受牵连的，自然要清算之前的仇怨，又造成了大规模的清查倒算，无数变法派又倒霉了。
这就是因果关系。把党争之事都怪罪到司马光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
司马光是一派集团代表，王安石是另外一派集团代表，他们都不仅仅是个人。王安石的变法本身而言并不十分成功，错漏不少。司马光的反对本身而言并非真的一无是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党争之事，归根结底就是两派集团互相仇怨结得太深。你当初把我往死里打，我起来了，自然又把你往死里打，其中理性不多，已然成了感情用事，成了报仇雪恨一般。
唯一一个理性之人其实是苏轼，王安石变法，他反对了许多，倒霉了。司马光上台后全盘推翻新法，苏轼又觉得变法里面还是有不少好政策的，不该全盘反对，接着又倒霉了。
理性人，在感情用事的大潮里，就是大悲剧！
此时甘奇要安抚一下司马光，就是要避免这种大规模的派别冲突，想要温水煮青蛙，其实也是甘奇平衡手段高明，隐隐是帝王心术。
司马光听得甘奇安抚之语，还在犹豫，这家伙也是有一些骨气的，一个不爽，十有八九就会撂挑子不干了，回家写史书巨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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