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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仅在于国会和中枢政府态度坚决,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此次中枢政府派员对各省土地占有情况进行调查,依靠的不仅仅是地方官员和乡村基层组织,更重要的走动用了航空兵力量,通过飞机进行空中照相。虽然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可以大致的估算出某地农业耕地的总面积,然后根据这个总面积与地方政府报上来的数目进行核对,如此一来,地方官员如果想欺瞒中枢政府,无异于自讨苦吃,调查行动展开已有一年时间,因为这件事而落马的地方官员已有数百人,其中不少人还遭到了法律的严惩,一时之间,官场人物人人自危,多数人是不敢再弄虚作假了,但是难保少数人执迷不悟。
显然,张寥的这位同乡就是执迷不悟的那一类人中的一位,那个江苏商人不仅勾结的方官员篡改地契,而且还将名下的地产分散,在名义上转移给了自己的那帮亲戚和族人,如此一来,他不仅每年可以偷逃田赋数万元,而且还起到了示范作用,当地不少大地主都有样学样,如此这般的化整为零,将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地产,以偷逃田赋,严重损害了地方以及中枢的财政收入。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新鲜,早在几年前,《小农田赋龋免法》颁布实施以来,地主分割土地偷逃田赋的行为已很普遍,中枢不是不知道,也对此偷漏税款行为进行过打击,但是考虑到国内的形势,中枢的惩戒手段还是比较温和。最多罚款了事,但是现在,随着中枢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度的加强,中枢不再对这种“犯罪行为”姑息迁就,一旦查明情况,对于那些性质恶劣的案件一律采取刑事惩处的办法,除了罚款,还必须坐牢,从去年到现在,因为这个土地占有情况调查案而坐牢的大地主已有上百人。
现在不比过去。现在东三省移民正在热,洲,之。地主提高田租佃户如果承担不起田租。大不了干心儿了之,去闯关东。如此一来,地主的土地有可能面临抛荒,但是,这个田赋却不可能因为土地抛荒而不征,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好的,许多中小地主开始模仿美国农场,购买现代化农业机械,雇佣农业工人,进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对于这种正在主动转型的土地拥有者,中枢持支持立场。其至可以为其提供购买农机的贷款。但是并不是所有地主都愿意这么干,作为土地抛荒的那个坏的结果,一些地主选择了投机取巧,而分割名下田产正是主要选择之一,这些田产分割出去,并不代表就不收田租了,依靠那个比较顽固的宗族统治秩序,地主们依旧可以从“田主”手中收取田租,这种办法虽然不是万无一失,这几年里,关于“霸占族中田产”的官司诉讪不断,许多地主确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是对于麻木的佃户而言,只要田租可以降下去,他们倒是不介意为地主打打掩护。做做名义上的“田主”虽然在锄社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佃户开始选择做真正的土地的主人,但是这还不够,必须让那帮地主明白,谁才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
对于那些选择投机取巧的地主,中枢过去是罚款了事,但是现在,如果案情严重。就不是交几个钱就能逃脱惩罚的了,某些冥顽不灵的地主必须坐牢,以傲效尤。
坐不坐牢,有一根“红线。”土地一千亩以下,罪名就是“逃税。”每亩罚款五华元,而如果这个土地数目达到了一千亩以上,那么,就是“藐视法律。”除了罚款,还得坐牢,如果隐瞒土地的数目过一万亩,那么这碗牢饭得吃上至少五年,而张副总统那位江苏同乡总共拥有土地两万余亩,显然,一旦这个案子结案,监狱里又要为“逃税地主”多准备一只饭碗了,而且,按照法律规定,这位地主老爷的这碗牢饭得捧上十年。
可是那人毕竟是副总统张寥的同乡,而且还是远亲,张副总统不能见死不救,更不愿被“乡亲。指着脊梁骂,所以。他决定请黎元洪从中斡旋。想跟总统做笔交易,让那名同乡将名下的田产捐出一半,交给地方政府处理。作为交换条件,总统跟司法部打声招呼,让司法部高抬贵手,放那商人一这对总统而言是举手之劳,司法部就是总统冲在前头的打手,这一点,黎元洪看得明白,张寥也同样不糊涂。
但是黎元洪肯不肯帮忙呢?张副总统心里完全没有底,因为他也明白一个“杀鸡做猴。的道理,此次全国田产大调查,中枢和总统是下了决心的。这既是为了维持中枢的权威,更是为了进一步拉拢地方政府,一旦调查结束,中枢政府将把所有的田赋收入转归“地方税。”也就是说,以后,这田赋就归地方政府支配了,如此一来,即使中枢舍得这块肥肉,地方政府恐怕也舍不得这块肥肉。
为了打动黎议长,张副总统在这封信里信誓旦旦的保证,一旦事情办妥。他可以立即动员江苏财团,为黎议长和汉纳根先生合办的那座煤矿注资,将其变成华北地区屈一指的煤炭企业。而且,如果资金充裕的话,江苏财团也有兴趣与黎议长的实业界朋友们合作创办一座大型钢铁厂。
必须承认。这个条件很有诱惑力,黎元洪甚至一度动了心思,不过经过认真考虑之后。他还是回绝了张塞的委托。
“请转告张副总统,我身为国会议长,不便干数司法事务,如果张副总统确实不忍见同乡身受目固之苦,那么,张副总统完全可以直接去找总统商议此事。
现在总统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个土地问题,我们联合阵线现在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如果人人都像那些奸商地主一样,都在偷逃田赋的话,那么国家财政收入从何而出呢?虽然现在工业展了,可是中枢每年补贴给工业的财政也是一个大数目,如果连田赋也弄虚作假,中枢财政岂非要喝西北风了?”
黎元洪这段话说得冠冕堂皇,可是他的真实心思却只有他自己明白。作为联合阵线的高层人物,黎元洪是从一开始就跟着赵北走到现在的,对于赵北的心思,他多多少少可以抓住一些妹丝马迹,他知道,赵北很久以前就在提“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虽然许多人都将这个。口号看作是与同盟会的那个“平均地权”是类似的夸夸其谈,但是黎元洪可不这么看,通过种种迹象分析,他认为赵北迟早会将“耕者有其田”由一个空洞的口号变为一个激烈的革命行动,所以,黎元洪很聪明的将自己的钱投入到了工业建设中,而不是用来购买土地,而且他还一再告诫亲属,让他们也将多余的钱投入到实业建设中去,而不要去做什么地主。
这次“国民田产调查案”证实了黎元洪的推测。总统先生果然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这个土地问题,他已经耐心的等待了很长时间,他并不急于求成,他是在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的将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商人和地主逼上一个岔道,这个岔道有两条路,一条写着“大地主。”这是条死路,另一条写着“实业家”这是条活路,就看对方怎么选择了。
黎元洪绝不认为这个。“国民田产调查案。是总统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手段,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看,总统肯定还留有后招,至于是什么,他暂时推测不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这种时候,越是关于土地的问题。他就必须越是要撇清自己,不能搀和,更不能和总统顶着干,那样不利于自己的仕途展,没有了仕途,谁还会来主动与他合作创办实业呢?
说到底,还是一个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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