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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垄断目前来说肯定比目前严重的土地兼并好处大的多,但凡一个皇帝能给百姓一口维持生存的基本食物,给他们更好生活的一线希望,都不会有造反的,哪怕有,也是野心家小范围的煽动蛊惑,无法形成燎原之势。
摊丁入亩的政策还需要时间去完成,朱慈烺思考良久,决定迈出第二步,收取商税!
在宋朝和晚清时期,商税一直占据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而明朝自宣德到万历年间,商税比例只占了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崇祯年间直接不收了。
宋代天禧年间的专卖和商税总额为两千一百万两,而明朝宣德年间的总和为二百万两,其中还包括了一百二十五万两的盐税,单论商税差距更大。
无论是盐、酒、茶的专卖,还是商税,两个朝代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当然了,并非是明朝商业不如宋朝,而是税率太低,也不重视商税。
宋朝的酒价远高于明朝,酒价一斤20文,而明朝只有一斤5文,这还只是两者前期的酒价,差异还不明显。到了中后期,宋朝的酒价超过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两朝“斤”的差异较小)
宋朝酒业是国家专卖,酒业利润全归国家,而酒的利润率非常高,20文酒钱中,12文的利润给了国家,相当于60%的隐含税率,而明朝征收三十税一的商税,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税钱,而明朝只需缴纳0.17文,两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税归地方征收,存在大量贪污受贿、逃税漏税的情况,这样导致了宋朝的酒税一年能收一千万两,明朝只收了五万两。
大明在国土面积、人口、耕地三方面都是宋朝时的两倍以上,商业方面丝毫不弱于宋朝,然而商税差距却差了几十倍。
盐、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两个朝代执行不同的征税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三种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罢了。
大明的税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却仍然遭百官痛骂,真是厚颜无耻啊!
唐、宋、元、清四个朝代的农业税率大约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农业税率却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时甚至低于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农业税为每亩交两斗到四斗,后又减少至每亩交一斗,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谓在历朝历代斗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税赋,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质保量完成,随着明朝中后期,以皇族、王公、勋戚、官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大量农民从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阶层又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少交税甚至不交税。
随着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朝廷的税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国家的财政支出却在不断攀升,朝廷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局。
大明几代皇帝不愿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增加税赋,就只好在商业税上有所作为,结果招来了文官们的大肆攻击,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商税更是三十税一,然而真正收上来的却是越来越少。
文官集团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业者,他们逐渐沦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们的极力“建议”之下,万历皇帝只得将商业税率降低至了百分之一点五,即便这样依然遭到大规模的抗税抵制。
朱慈烺既然决定重收商税,便打算一刚到底,索性直接按十抽一的税率来收。
第二日,朱慈烺下令:自十月十八日起,每年四十两营业额以上的商贸进行十抽一,大小商贾一个月内主动报税,逾期不报者,罚款三倍!罚款由各地驻军强行征收!”
朱慈烺将崇祯当初送来的四个太监任命为镇守太监,分派到江南商业最繁荣的几个地方收取商税。
朱慈烺一直不信任这四个小太监,此时用他们去收税,一是考验,二是让他们拉仇恨。
万历皇帝曾经派过镇守太监在江南收商税,结果被当地人暴力抗税给干死了。
朱慈烺眼下很缺钱,若是再遇到暴力抗税打死税监这种情况,最好不过了,直接来个武装讨税就完事了。
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不敢干的事,他朱慈烺头铁,就是敢干,尽管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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