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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虽然对解放军有绝对信心，但攻陕之事关系重大，不身处其中，吴安平多少有些不安心，况且这样的事件，他要不亲身参与，未免也是遗憾。由于西安方面是主战场，也是此次攻陕重心所在，所以吴安平便随左纯庵、安柄朝一起，想见证解放军进驻这座皇城古都的历史性一刻。
第三个原因便是杨虎城。吴安平对这位被后世誉为“千古功臣”的铁胆战将，有着强烈的企图心，希望能将之招揽进解放军阵营。这不单单是因为那一场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了解过杨虎城的生平经历，吴安平觉得他当真称得上一位奇人，一个英雄。
杨虎城是蒲城甘北村人。
1907年，其父杨怀福因仇杀和参加“哥老会”被县府抓捕，随后便被解押至西安。杨虎城得知这一消息，知道父亲凶多吉少，便只身赶到西安探狱。由于举目无亲，杨虎城只好住进蒲城会馆，一边打杂，一边在外打零工，自己忍饥挨饿，将饭菜省下，坚持每天给父亲送去。
1908年，杨怀福被绞杀于西安。看着父亲尸骨未寒，杨虎城悲愤欲绝，他无法装敛父亲遗体，只好从蒲城会馆借出一辆独轮手推车，把父亲遗体安放车上，一路披星戴月，推着尸体在渭北平原黄土大道上艰难行走，跋涉百余公里，终于将父亲遗体送回了蒲城老家。那年，杨虎城十五岁。
杨家贫寒至极，无钱为父亲买棺，又正值气候炎热，遗体急待下葬，这难倒了杨虎城。然而，虽麦收在即，乡邻忙于农活，却念及杨家寡母弱儿，十分同情，纷纷赶来帮钱帮忙。薄木轻棺，葬礼简单，但全村乡亲悉数出动，场面尤为壮观感人，这让杨虎城朦胧意识到，只有穷人才能互相理解苦难，互相帮助和支援。
杨虎城这种想法得到很多乡邻认同，于是，由杨虎城等七户农民组成的一个互助组织就此成立，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故起名为“孝义会”。正值辛亥**前夕，民生凋蔽，压迫空前，各种**思潮在民间得到传播繁衍，“孝义会”受此影响，很快演变成团结抗捐的农民组织。
“孝义会”凡遇恶霸欺凌，敢作敢为，几次抗捐成功后，名声大噪，成员也越来越多。一年后中秋当天，十六岁的杨虎城被推为“孝义会”首领，他随即宣布改“孝义会”为“中秋会”，并定下了“打富济贫，打强扶弱”的宗旨。此后几年，在杨虎城领导下，“中秋会”越发壮大。
二十一岁那年，有农户找杨虎城哭诉。东乡恶霸李桢仗其背后有军警撑腰，勾结县衙，包揽诉讼，还豢养打手帮地主收租逼债。他逼债轻则打骂，重则拆房，强夺民女，霸占田产。穷人见他，莫不屏息避躲，不敢高声。杨虎城听了情况，丢下一句话：“只有干掉李桢，别无办法”然后就出门去找结拜大哥李子高借枪。
杨虎城借到一支骑兵步枪，新麦上市后的一天，他获得确切消息，李桢正在孙镇为一家粮店店主收债，便立即操枪直奔孙镇街上。他将枪藏在套裤，不慌不忙走进粮店，以送信为由进了柜房，看见炕上正躺着两个人，其中一人正是李桢。杨虎城一把从裤套里掏出枪来，对准李桢扣动了扳机，然后从容跨出粮店，在人们一片惊愕声中扬长而去。
恶霸李桢被打死的消息迅速传遍渭北，穷人们拍手称快，官府则在惊恐不安中派出一批又一批爪牙穷追杨虎城。而杨虎城则同一帮青年农民串连到一起，组成一支农民抗暴武装，闯荡于同州、朝邑、合阳之间，劫富济贫，继而成为关中刀客的头领之一。
其实，关中刀客既不是有着盖世武功的武士，也不是那些以打杀为业的武林好汉，他们是关中大地随处可见的庄稼汉、乡村秀才、乡间少年。他们行侠仗义、扶危解困、不求功名利禄，甚至不惜鲜血和生命。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正义和情义、血性和阳刚、骨气和精气、诚信和大气。
杨虎城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一生做了三件事情：一是除掉李桢，二是西安围城，三是西安事变。这样一个归纳，恰好划分出了他从一个开始只知道为家族报仇的血性少年，到后来勇于为一方百姓担当的地方领袖，最终成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的民族英雄的三个阶段。
在吴安平看来，杨虎城已经完成了从血性少年到地方领袖的转变，将来或许他仍将会成为民族英雄，但却绝对不会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原因。西安事变再不会发生了，有解放军在，小日本再没有可能席卷中国，不过中国却仍需要驱除列强，对外扩张，如果能成功招揽杨虎城，虽然没有了因“西安事变”而来的荣誉，但吴安平绝不介意给他另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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