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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曾言：“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但这个道理布日哈图无须拿破仑指点也是明白的。
他既然判断出高务实希望自己认为他很着急，意味着自己不能以“高日新十分急切”这个前提来指导行止。可是，对于高务实的最终意图，布日哈图此刻确实还有些没想通。
战场的双方，看待对方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否则兵法也不会将“知己知彼”看做百战百胜的前提。
这场仗打到现在几乎还未发生较大规模的交战，但你来我往的交锋偏偏已经有过好几次了，时间也过去了近两个月，很难说没有一些诡异之处。正如高务实对察哈尔战略意图的判断到现在都不确定一样，布日哈图现在对高务实也有了些疑惑。
其实相对于游牧部落的战略很难判断，农耕民族对外战争的战略意图本来是很明显的，通常来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布日哈图当然知道这点，所以他此前的计划都执行得不错，尤其是金蝉脱壳那一手，算是察哈尔与高务实交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战术胜利。
此前搅动西北风云那件事，对布日哈图来说也算开场王炸。不过因为在高务实干涉之后，西北局面迅速被大明扭转，所以布日哈图并未克竟全功，整件事看起来反倒有些虎头蛇尾的遗憾。
当然，那次操作让察哈尔至少获得了一年以上的应战准备期，这是察哈尔汗庭所公认的，也是布日哈图如今有这般地位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方面来讲，布日哈图的努力倒也不算白费。
不过无论如何，搞乱别家总不如为自家力挽狂澜的功劳更大。图们在沙城之外将九斿白纛托付给布日哈图，正是在金蝉脱壳之计成功之后发生的，其中缘由不言自明。
自此之后，他又主动请缨来布延台吉身边，这既是一种对图们、布延父子的表态，同时也意味着他要承担起更大、更直接的责任。他将不再仅仅只是个挂名的执政、实际的军师，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布延台吉“监护权”的未来蒙古太师。
换言之，这次布延台吉分兵而来，名义上布延台吉是主帅，而实际上真正说话管用的却是布日哈图。这种安排有些类似于隋唐时期经常以皇子为行军大总管，而实际负责人却是这位皇子身边的行军副总管一样。
既是在察哈尔第一次直接掌握兵权，面对的又是“大明第一文帅”高务实这样强大且难缠的对手，布日哈图不得不将每一个细节都审视到位，将每一个可能的危险都防患于未然。
与高务实的自审不同，在布日哈图眼中看来，高务实此刻拥有的优势是完全压倒性的。他手里这六十万大军无疑是大明最精锐的野战军团，至少占据了大明完成前一轮军改并进行换装的总兵力之五四(五分之四)。
虽说布日哈图料定六十万大军出塞是维持不了很长时间的，不仅仅是蒙古冬天太冷的原因，明军的军费开支太高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布日哈图承认高务实为国理财的能力的确前无古人，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维持一支高达六十万人的大军长期在境外保持战争状态。除了粮草的正常开支和巨额运输损耗之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战时军饷”。
军队在战争中的军饷从来都不同于和平时，出兵在外征战时更要按照最高一档的标准来给钱。战争有多花钱？原历史上的“万历三大征”中，虽然明军出兵的人数都不多，但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这都是在明初之时根本不可想象的耗费。
但历史上的万历三大征就算绑在一块儿，也没这次高务实出兵的人数众多。即便他打仗历来打得比较快，很少一拖经年，但如此庞大的兵力出动，可想而知耗费也可能是千万级。
当然，由于很多军需都是此前数年慢慢囤积在那放着了的，所以倒不是说这千万两银子都要户部现在一次拿出来花掉，相当于高务实是提前搞了分期付款。
不过布日哈图也没对高务实的财政手段完全了然，有些东西他也不懂。除了“提前分期”之外，其实高务实还有“先打后结”的分期付款——明联储小额银票。
在高务实收拢财权搞了大户部之后，已经说服朝廷同意，全天下都可以使用明联储的这些小额银票来纳税，因此明联储小额银票实际上具备了法定纸币功能。
而且，这个纸币还不是后世米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全球货币逐渐演变出的“无锚货币”。明联储小额银票是有锚货币，它锚定的就是白银——你拿小额银票去明联储，是一定可以按照面值兑换库平银的。
在国家主权信用没有达到后世那种程度的时候，只有这种有锚货币的信誉才是有保障的，避免了大明原先那种宝钞一路贬值，直至成为废纸的趋势。
而纸币本身既然有了价值，那它就同时拥有了储备属性。这个意思就是：既然纸币的信誉有保障，那我就可以直接把纸币留在身边作为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或者存进钱庄也可以，总之不用拿到手就立刻去花掉。
这样一来，假设高务实为了这次作战下发了五百万两的小额银票作为各部参战兵力的军饷，这里面有一半面值的价值被储存了起来，那么市场受到的冲击就只剩二百五十万两，这是可以接受的，哪怕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强度也比较有限。
即便剩下的二百五十万两也会慢慢释放，但那已经无法对大明这样巨大体量的市场造成什么影响了，因此时间和规模就将这次战事的经济影响直接冲散，国家不会因此出现什么动荡。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笔钱发下去，比如有二百五十万两进入了市场，还会对经济发展有良性的促进作用——你一个士兵打仗回来有了钱，自然会去消费，那么卖东西的人就赚了钱。他们要么也去买其他东西，要么继续投资，扩大生产或者贸易规模，总之最后都促进了经济繁荣。而在已经开整商税的北方，经济繁荣又意味着朝廷还能收回一部分。
以上这些对于后世之人很好理解，但对于“古人”，即便是布日哈图这种聪明人，也没那么好理解。毕竟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思维偏差，就是将“天下财”看做一个恒定值，到了朝廷手里则民间困窘，到了民间手里则朝廷困窘。这也是所谓“不与民争利”一说的根基所在。
高务实当然不信这种落后思想。财富这东西是创造出来的，在眼下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做“世界金融资本阶级”的幽灵，那么财富不足就只说明生产不足、贸易不足，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加大贸易，如此而已。
大明现在的生产肯定是在逐年提高的，贸易也是一样逐渐增强，因此一定的通货膨胀其实还有好处。真正糟糕的是如原历史上一样出现通货紧缩，也就是所谓的钱荒，那反而会导致开工不足、贸易萎缩，继而逼得有些人病急乱投医，违背法度去和蒙古、女真做起被严厉禁止的一些买卖。
所以归根结底，布日哈图以为高务实的急切很可能是来自于财政压力而非军事压力，这实际上是错算了。
恰恰相反，高务实的“急切”还真就更多出自于军事压力。这个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他对此战所需要达成的政治目的要求太高——彻底消灭残元，保证北方边疆长期稳定并成为大明的军马场，以此应对将来必将到来的沙俄东扩。
沙俄东扩的早期主力一直都是哥萨克，因此又导致高务实对骑兵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当他发现如今大明的骑兵连对已经被封锁两百年的蒙古人都做不到欲歼则歼，当然很自然的想到今后面对哥萨克时会是什么局面——那不得被人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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