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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平乱开局不利，不惟江东之一人难以免责，甚至连内阁、兵部乃至于新任四川巡抚不久的宋良佐都感到压力山大。
内阁和兵部担心的是“负领导责任”，这个好理解，宋良佐为什么也担心？其实一样，他也负领导责任——虽然大家明面上都是巡抚, 但整个平定播州之乱的地方决策层里头，他宋抚军其实也是顶着主要责任的，只是他这个责任属于“按例”：大明只要西南有事，四川巡抚通常都是头一号责任人，因为四川的实力相对最强。
西南战事由于最终选定的平叛主将是刘綎，所以在朝廷层面也是以高务实为主要“领导”的，出了这档子事之后, 高务实连忙和陈矩一同面见皇帝，请皇上息怒。
朱翊钧看来不容易息怒，当时就骂道：“朕反复告诫西南各官，此番剿逆当以稳妥为先，切不可轻敌冒进！此前两次便是轻敌大意，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他江东之视若无睹！封疆大吏身临战阵竟如此昏庸，如何能胜反贼！
再有就是，此番进剿之兵全军覆没，亦可见贵州各地驻军羸弱不堪，若非反贼面对刘綎大军压境暂无扩张之意，恐怕贵州阖省现已在反贼掌握之中！朝廷的脸面，朕的脸面，都被江东之丢尽了！其罪当诛！其罪当诛！”
江东之字长信，别号念所，安徽歙县人，并非实学派一系，早些年甚至还因弹劾案与实学派有过一些矛盾, 曾被贬官外放, 后来才又逐渐爬升回来。
不过高务实对他的印象倒不算很坏，此人当初任大理寺少卿，上疏弹劾为官不正者颇有几例，倒也不专门弹劾实学派官员，还曾平反昭雪一些冤案。
后来他出任贵州巡抚，任上也算体恤民情，而且实施了多项惠民之政。比如他在贵州这种穷地方居然也开征了商税，虽然所获不多却还是从中提取一部分来雇工拓荒开垦，建立多个公益性质的田庄，如“惠民药局田”，以田租购药以救治贫苦病人；又有“右文田”，以其收入接济贫苦学生。
正因如此，他在吏部考课中常年获评优等，而高务实一贯喜欢能踏实做事的官员，因此也不以他原本心学派的出身而为难他。久而久之，江东之的派系色彩越来越淡，某些时候甚至被看做是从心学派“跳槽”到了实学派一边。
当然，随着实学派这些年的全面增强，类似于江东之这样的官员绝非特例，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由于此时还是李如松刚刚进入朝鲜的当口，播州方面哪怕没有好消息，至少也不该出现坏消息才是，所以高务实也知道这次保不得江东之，只能尽量控制影响，不能真的因为“其罪当诛”就给杀了。
于是他进言道：“皇上息怒，江东之虽有轻敌冒进之罪，但其为官清正，办事勤恳，抚贵以来内政颇佳，再加上此番战败之后他也诚心悔罪，并无推脱卸责之举，可见还是勇于任事、勇于负责之人，请皇上免其死罪，先革职为民即可。
另外，臣以为经过此战，也足见杨应龙是彻底下了决心要谋反，并非朝廷冤枉了他，而且播州兵强马壮不可小觑，调动刘綎等部二十万大军之决议正确无误。朝中早先有些人为杨应龙开脱卸责，如今看来皆可休矣。
只是眼下朝廷刚刚击败察哈尔，又兵发朝鲜存亡继绝，粮饷方面虽非不足，但运力却难抵达——朝鲜远在辽东之南，播州更处群山之中。
户部即便有粮可发，调配运输却难，即便行臣此前就地买粮之策，这筹措也总需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臣以为前线各军一来需要加紧练兵，二来需要尽量换装，以免六路大军真的只有刘綎一路能打。
再有便是，历次加兵播州一带，黔、蜀两省之间总不能有效形成互助，臣请暂由四川巡抚宋良佐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事毕即裁。”
朱翊钧应允并随即下达口谕：“就依你所言，先罢免江东之贵州巡抚之职，让……你觉得谁适合接替？”
高务实道：“臣以为福建左布政郭子章可以接任。”
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自号蠙衣生，江西泰和县人，原属心学一脉，但隆庆五年考中进士时座师为张四维，转而加入实学派。
此君历任福建建宁府推官、南京工部主事、广东潮洲知府、四川提学佥事、两浙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福建左布政，官运在同科之中不好不坏，勉强算个中上。
高务实之所以看上他，主要是因为此人在福建任上对于京华移民台湾岛的支持力度很大。同时他作为福建左布政使，很好的学会了高务实那套通过商业反哺和带动农业经济的做法，在大力发展福建传统优势如海港贸易、渔业、盐业之外，又在全省各地积极推动茶叶种植，走经济型农业的路子，效果显著。
另外，他还对高务实在全国各省宣传的土豆、玉米很上心，亲自在布政使衙门后花园里种了一些来观察产出，确认其优点之后立刻全省推广。
尤其是在福建山区也能大范围种植的土豆，更是成了他任上主推的农作物，以至于他任福建左布政的第三年，福建一省对外省(甚至“外国”)的粮食依赖都大为降低，被兼任户部尚书的高务实在前次京察时点名表扬。
用他做贵州巡抚，高务实主要诉求并非指望他军事指挥的能力有多强，毕竟贵州在播州之战中的主要定位是守住播州的南线出口，进攻方面还是要看刘綎那一路。
因此，高务实用他的意思是希望他在贵州也大力推广土豆——毕竟贵州和福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多山少田，福建的农业经验在贵州也有一些是可以用上的。
当然，即便两地都是多山，但贵州的对外交通条件比良港无数的福建可就差远了，因此种茶叶的事可能要往后稍一稍，先以种土豆解决肚子问题为先。
朱翊钧对郭子章的印象不深，只记得高务实好像表扬过他“农商并举，布政福建贫瘠之地三年，年缴七十万于太仓”——那就够了，这成绩一看就是能臣啊。
于是朱翊钧立刻批准，并且要求郭子章收到圣旨即刻赴任。至于总揽播州平叛军务之人选，这个就一事不烦二主，再下一道圣旨明确交给宋良佐就行，算是把“潜规则”正式化了，由于高务实说了事毕即撤，朱翊钧连事官都没给，就让宋良佐加了个钦差。
至于粮饷问题，朱翊钧也再次重申，就按高务实之前提出的就地买粮来办，由明联储以纸钞在四川、湖广买粮提供各军。同时他还重申明联储纸钞可以用于纳税，以此确保这一“等价交换物”的价值。高务实随即领旨。
五月，郭子章到任，一边开始推广土豆种植，一边重整贵州军务，还接收了一批兵部临时下单采购、由安南河静生产、通过广西紧急送往贵州的军备，其中包括万历二式火枪一万支、京华三号炮两百门等九边精锐明军的制式装备。
在这种前提下，贵州局势渐驱安定，当地一些原本有些风吹两头倒的土司们也安静了下来。
而宋良佐也没闲着，由于贵州方面此前显示出的羸弱之态，他在征求内阁和兵部同意之后，不仅再次征调了一些云南、两广之兵加强南线贵州两路，还再次调集周边一些土司兵马设防，甚至连刘綎所部都得到了云南土司兵马万余人的加强。
从大局来看，参与围剿播州的兵马已经接近二十四万，虽然其中大多数并不承担主动进攻任务，但其作为大明手中的“绞索”，也已经勒得杨应龙越来越喘不过气来。
六月，杨应龙与下属讨论征收五司七姓的土地，他召集了播州军最重要的一批核心人物，包括其子杨朝栋、杨惟栋，其弟杨兆龙，军师孙时泰，文书马忠，播州总管何廷玉，外司总管何汉良，内司总管田一鹏，田飞鹏兄弟兼播州大将杨珠。
此时的杨应龙虽然感觉到了封锁带来的压力，但那主要是经济压力而非军事压力。由于明军前次再败之后又经历了一番调整，因此他并未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危险，顾盼之间依旧十分自信。
此刻他微微扬起下巴，道：“眼下播州之地已尽归我所有，张、袁、卢、谭、罗、吴六姓土地财货皆已征收，播州自即日起将不再臣服于大明朝廷，只待觅得良辰吉日，我便自立为王，尔等有功之臣亦将大有封赏。”
杨朝栋大喜，道：“父亲明断，我杨氏屹立播州七百年，早该称王了。往年看朝廷待我们不薄，这才屈尊归于朱家治下。如今看来，历经唐宋元明，我们播州实在太过恭顺，以至于朝廷越来越不将播州放在眼里。
还有那些敌我不辩的土司，他们竟然与汉人合谋暗害我播州，就是把他们全杀了也不足以泄愤！现在父亲只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可见我杨氏宽宏大量，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播州之主！”
其叔父杨兆龙原本就不太赞同造反，此时听了侄儿的话更加担忧，教训道：“朝栋，不可过于傲慢。往日你凭借着是兄长长子而耀武扬威，专横跋扈，做叔叔的也不好越俎代庖来管教你，但此刻不比以往了，你不过立过些许功劳，怎能骄纵？
朝栋，我杨氏之所以能在播州立足，延续七百年之久，除了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始终掌握人心。现在兄长欲举大事，更是需要聚拢人心的时候。你作为长子则更要稳重，不然将来如何能继承杨氏基业？要想成为王子，就要深得民心，文武兼备……”
“诶，二老爷怎么还说教起来了？”播州总管何廷玉一贯是站在杨朝栋一边的，此时立刻为其解围道：“兆龙兄莫不是在嫉妒朝栋之功吧？朝栋此番所立之功还算小么？若不耀武扬威，那些跳梁小丑只会频频滋事。我看如今正需要朝栋这般霸气，才能震慑宵小，使其为我所用。
方今播州一统，少了朝廷和别家分润，可谓财源滚滚，我身为播州总管，这钱财每天都得数上好几遍……但是要按我说呀，这称王之后，播州就显得还是太小了。光凭播州一地怎能显出王者气象，怎么能够一国所需开支啊？不如凭借播州军力，南下吞并贵州或北上攻占重庆，那我们一应所需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外司总管何汉良嗤笑道：“平日说你贪婪你还不信，你怎么不提议攻占整个大明？吞并贵州也好，进占重庆也罢，岂是那般轻而易举之事？
我就这样说吧，只要我们冲着贵阳府或者重庆府进军，朝廷定会倾尽全力来打播州，到时候可就不是二十余万官军来战，搞不好就是五十万，然后战事不断，我看你还怎么保留那些银子，全都得花个一干二净。”
内司总管田一鹏则道：“何汉良，你除了有时能领兵打仗之外，就只顾着暴饮暴食，彻夜酩酊大醉，根本不思正务，哪有资格对别人评头论足？有这力气还不如多去杀敌立功，或是把外司事务好好打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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