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关于明末经济问题的思考(1 / 2)

判断一个政权是否能持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便是财政状况，崇祯年间，政府的财政已经崩溃，政权自然无法持续。读看 看 更新我们速度第一)

财政为何会崩溃，原因有很多，甚至可以追溯到太祖爷，本书无法一一详细描述，只重点考虑了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

在本书中，林纯鸿会重点解决土地问题和金融问题。

关于土地问题，喻心摘抄了一段话：“……大明朝的耕地面积大约有8亿亩（800万公顷）左右，总面积是相当广大的（我国2010年的耕地面积是18亿亩，即中央屡屡提到的耕地保护红线）。按照明朝建国初期制定的每亩二斗的税率，每年可以收取300亿斤（约1.6亿石）的田租。按照每石五钱银子计算，国家的田赋收入，应该有差不多八千万两白银。然而，实际上，大明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即户部的太仓库），每年不过是三四百万两左右。加上皇帝的私房钱（内帑）二三百万两，一年也不过是七百万两左右，根本不到八千万两的一成。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很简单，因为90%以上的田地，是不用纳粮的……”

在本书中，林纯鸿面对的最大的地主便是荆州的惠王，与惠王的多次争斗，无非就是想解决土地问题。最终，林纯鸿选择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措施，并借鉴了我国上世纪*十年代农民纳粮的政策：即农民向政府低价出售一定量的粮食。

在后面，可能针对不同的对象、地区，土地政策可能有所变化。喻心最倾向于台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现在还在考虑是否适合当时的大明。

关于金融政策，这里有摘抄的一段话：“……明朝的货币是白银，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白银大量依靠进口。魏斐德在著作中写道，在17世纪的前三十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26.5万公斤。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艾维斯认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银的年输出平均在33750-48750公斤之间，大多数最后还是到了中国。{请记住我们的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南美洲白银则达到57500-86250公斤。而且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台湾、东南亚进入中国。艾维斯估计，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143吨，仅1597年就有345吨。一个不富藏银的国家，竟然选择银作为自己的货币，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于他人的荒唐之事。

白银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明末叶梦珠所著的《阅世篇·食货一》中记载，崇祯壬申五年(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十一、十二年“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七、八分，识者忧之”，十五年春“时钱值日落，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文银五两，计钱一十二千有奇”。顺治三年(1646年)“斗米几至千文”，四年“白米每石文银三两，”六年“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二两，珠米每石九钱，白米每石价一两耳”。也就是说，如以铜钱计，崇祯时10年间米价上涨了10倍，银价上涨了5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白银和铜钱比值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可能与当时进口白银骤然下降无关。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写道：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三吴一向为出口贸易区的中心地带，亦为国赋之重点，此刻已因外贸受阻及灾荒频仍而无暇自顾，因白银流入而获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来，国家财赋“取诸东南，用之西北”的传统做法也受到挑战，盖“东墙”既已穷绌，何以补缀“西墙”？所以，崇祯困坐深宫，成天为饷银发愁。虽然白银进口的骤然减少，使明朝的经济重地遭受重大打击，而且使明朝的财政进一步恶化。但白银进口的骤减只是明朝经济崩溃的导火索而已，并不能使明朝这一偌大的帝国崩溃。毕竟推翻明朝的农民起义是在帝国的西北而不是东南爆发。那么，西北的农民起义爆发与白银有何关系呢？

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很多，如天灾、官逼民反、生态环境等，但人们往往忽视了白银对西北的严重伤害。明朝时，白银的主体从南方流入京师，从京师流入东北边防，又从东北回流南方。作为传统的粟麦作物区，西北缺乏原棉和生丝，而中国正是用丝绸和瓷器去换国外的白银。这样，处于市场边缘的西北、山东半岛等地成了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蛮荒地带。“一条鞭”法实施后，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使农民陷入了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即使车收之年也难免凶厄，“为纳粮不得不以谷易银”。“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顾炎武亭林文集》)丰年都得鬻妻卖子，稍遇灾荒便难以活命，如此，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在西北就绝非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