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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所以皇上定下大明以农为本的国策，就是以农之质朴以定国之根本。 纵然商者可以利富国，终非长久之计。 二世三世则乱。 ”
对于朱植的口诛笔伐已经不仅仅限于简单的罪名争论上，焦点已经转移到关于重商的争论上来。
以茹瑺为首地保守派对朱植进行了全面进攻，如果说这些人存在燕王一党的可能的话，那么连刘三吾也跳出来就实在让人看不懂了。
刘三吾道：“古人云，金银珠玉，饥不能食，渴不能饮，不如谷物丝麻。 如开兴商之风，民间必重利轻义，此乃取祸之道也。
重农抑商乃长久之计，农税也是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之上，否则连农税都不征，天下万民则没有了忌惮，到时候朝廷如何能管束之？望皇上三思。 ”
这就有些不好办了，在朱植内心最深层的地方，何曾不懂得这个道理，明朝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植根在农村地大地主集团，他们从农田获得利润，也构成了帝国最基本的结构。
这个结构最下层是亿万农民，上面是自耕农，再向上是小地主，再到大地主。 这个结构之所以稳定，是结合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礼法基础，从而形成了异常稳固的结构。
朱植意识到，在一个朝代建立之初，这样地结构尚未巩固，也许在这个时候改变它才是最好的时机。 只是眼前这关又该如何过呢？
朱元璋哪里料到朱植的思绪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只道他无言以对。 茹瑺又道：“现在辽东地多人少，自然不会感觉到多少问题。
然一旦商人势力强大了，他们自然求政，乱政，大秦有吕不韦，正是以商而乱的先例。 现在商人们在辽王殿下支持下竟然敢与北元鞑子通商，正是无法无天之状。
如此祸患不得不除。 ”
御史胡广又道：“我朝立国以来，威甲海内，四夷臣服，蒙古来朝。 依臣之见，对外派良将严守四境，对内广修仁德，自可不战而曲人之兵。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 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 ’倭寇掠我海岸，图我财货。
不正是因为辽东重商轻农，如今辽东穷兵黩武，以暴制暴，长此以往如何行我天朝王道。 ”说完商业，火力又转移到辽东兵事上。
武定侯郭英出列道：“陛下，臣尝在辽东行走，边地之险非庙堂之上可以感受。
自洪武十五年辽东回归我朝疆域，无一日无烽烟，北有女真，东有高丽，西有北元，海上还有倭寇之乱。 四面受敌，岌岌可危。 如不修兵甲，造战船，如何能令四夷拜服。
辽王殿下就藩四年，北平女真，东降高丽，西拒北元，荡平倭患，无一不是殿下经略之功，所凭着乃武备而非仁德。
我郭英是个大老粗，自幼从龙起兵，只知道只有一手麦穗一手刀剑，对方才会恭敬地献上麦穗。
昔日大宋何尝不是行尧舜之道，可是最终如何？鞑子跟咱们汉人讲仁德吗？”郭英这么一说，班中武将无不哂笑。
今日文官们火力虽然猛烈，但在朱植看来并没有触及问题核心，所以他心里仍然十分轻松，正盘算着该如何回应。
文官班内又有一人闪出，此人身材瘦小，但面如冠玉，三缕长须显得格外潇洒，不是别人正是御史解缙，解缙可是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
史称“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 引拔士类，有一善称之不容口。 ”他还以自己的才智左右过太子的废立。
永乐皇帝喜欢小儿子朱高煦，欲行废立之事问于解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 ”帝不应。 缙又顿首曰：“好圣孙。
”说的是宣宗朱瞻基，当时朱瞻基年少英伟深得朱棣喜爱。 于是朱棣便彻底断了易储之心。
解缙道：“依臣之见，郭老侯爷所言甚是，胡大人所讲亦不无道理。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 兴商者，必与民争利，动摇国之根本，正如是。
辽王殿下其意也在富国，只是路走得不对，如果因为富国而动摇了国之根本，却不知道这样地国富了又要资于何人？
至于兵事，不可否认边塞之上兵凶战危，然自皇上登基三十年，玉宇澄清天下归心，正是与民休息之时，再重兵事非久安之道。
而且如果兴兵事还要以兴商业为代价，那更加舍本逐末。 此二者皆亡国之道也。 ”
果然是一代名相，语语中的，句句诛心。 朱植甚至起了收服之心，这样的人材佐了燕王实在是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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