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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林已将老泰山的反应尽收眼底，一番侃侃而谈，信心也越发足了，便将话锋一转：“不过，这些都只是枝节，太师的新政纲举目张，最终还得落在一条鞭法上。”
是了！张居正眼睛一亮，就等着秦林说这个呢。
他曾总结大明朝面临的五大问题，“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他任上治罪横行霸道的辽王，打击不法宗室是针对第一条，实行考成法针对第二三条，整修武备编练新军是针对第四条，实行一条鞭法则是针对第五条，甚至清丈土地、追缴积欠，也是为推行一条鞭法开路。
身为大明朝第一名相，张居正对五大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前四条都是枝节，第五条帝国的财政，才是最严重的问题，试图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鞭法，则是整个新政的核心。
历史的发展正如张居正的判断，大明朝的灭亡并非军队不如人，并非政治上的腐朽，也不是君臣昏庸无能，而是帝国财政体系的总崩溃。
后世的万历二十几年，明军还在朝鲜把刚经历了战国时期的战争锻炼、能征惯战的侵朝日军打得满地找牙，到了万历四十年之后却对后金屡战屡败，只因张居正新政攒下的家底已经花光，军队的粮饷不能足额发放，将官只能蓄养少数家丁保持战斗力，大部分士兵未经训练，明军的先进火器，也因为朝廷付不起足够的工价，导致粗制滥造，在战场上不堪使用……
甚至直接覆灭明朝的闯王李自成，原本是朝廷邮传体系中的一位基层“邮递员”，因为财政匮乏，朝廷裁撤了邮驿系统，下岗职工李自成才举起了义旗……
就这样，当崇祯皇帝连五万两劳军银子也凑不出的时候，明朝的灭亡已经难以逆转。
张居正虽不是先知先觉，知道后世发生的这些事情，但他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财政体系的弊端，因此便以一条鞭法进行改革。
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
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在洪武、永乐年间，中国处于刚从蒙元统治下解脱的恢复期，农业化社会的发展相对缓慢，这一制度便创造了永乐盛世，北击胡元捕鱼儿海，南有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
可是到了明中期的正德、嘉靖年间，社会已经全然不同，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与此同时，商业大踏步发展，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势头迅猛，到了以官方力量实行禁海都无法堵住的地步，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一改帝国初年银两匮乏，不得不用铜钱和纸钞作为货币的窘迫局面。
张居正因势利导，实行一条鞭法，它最重要的有两方面。
首先是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实行一条鞭法以前是赋役分开，农民除了缴纳税赋还得服劳役，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官吏乡绅趁机敲诈勒索。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全部简并为一体，各级官吏难以巧以名目额外多收，因此丛弊为之一清，使税赋趋向稳定，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然后计亩征银，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历代征收税赋都以实物为主，产粮区征粮、产棉区征布，唯独一条鞭法一律改征银子。与此同时，赋役征课也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从此，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以上两条，概括的说就是把种类繁多的税赋徭役项目全部归并为一，同时把征收的银钱丝绸布匹粮食等零七碎八的内容也归并为一，也就是银子，所以名为一条鞭法。
它是整个新政改革的核心，也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当秦林提起它的时候，首辅太师立刻精神为之一振，目光炯炯的期待着秦林继续评点。
“错了，大错特错！”秦林直言不讳的道：“赋税徭役归一和征收内容归一，都是小处很对，大处却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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