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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天宝笑了笑，“我不是，洋鬼子抢了咱们那么多宝贝，你去偷回来，是应该的。你倒是说说你偷的那个洋鬼子，长得什么模样？”
那汉子摸了摸下巴，想了想，“我看洋鬼子，都长得一个样子，不过那个洋鬼子有点特别，左边的耳朵少了一块。”
这时，马汉已经把一沓票子交给了那汉子，那汉子拱了拱手，“多谢大爷。”转身便要走，才走出没几步，他又回头说道：“对了，我看见他和魁昌拍卖行的周老板在一起说话。”说完这才快步消失在小巷的另一头
这时的徐天宝已经没有心思逛街了，他把手里还没来得及吃的糖葫芦随手给了一个路边的小叫花，叫上黄包车就回了利顺德。一路上，徐天宝就开始动心思，那个洋人和拍卖行的人在一起，显然是想把在北京抢到的文物拍卖，然后卷一大笔钱回国。
“这帮强盗~”徐天宝摸了摸衣袋里的手枪
中国最早的新式拍卖活动发生在广州，来华外商经常以此销售商品。清道光年间，由洋人主持的拍卖活动最先出现。他们在街头巷尾贴上“拍卖招贴”，其时“至期插标门首，聚买客，一人高立，持物叫卖，不售则更易一物。价既相当，即拍掌以应。”可见，那时的商界，对拍卖并不陌生。从那时起，“拍卖”就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形式流传下来。
上海则是中国拍卖行的发源地。中英《南京条约》后，欧洲人曾在上海开设“幸福拍卖行”等拍卖机构。1874年（同治13年），英国最大的一家拍卖行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开设了一家子公司－－鲁意斯摩拍卖公司。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蓝白方格旗。随后，英商的瑞和洋行、罗森泰洋行，法商的三法洋行，日商的新泰洋行，丹麦的宝和洋行等纷纷挂牌，开展拍卖业务。
晚清文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对此曾有过生动的描述：“丙子春间，华人亦仿外国拍卖物件。先期悬牌定于何日几点钟，是日先悬外国旗，届时一人摇铃号召，拍卖者高立柜上，手持物件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竞买，直到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木槌拍桌一声为定，卖与加价最后之客。一经拍定，不能反悔。”
北方正式的拍卖业最早出现在天津、北京一带，那还是十九世纪的后十年期间。当时天津在华北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日益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商埠，拍卖业在那时开始出现了。不过，那时由中国的投机商开办的拍卖行，带有很浓的地方色彩，与国际惯例相去甚远。
1900年，一位名叫彭尼尔的英国退伍军人颇有眼光，他决定在天津开办一家“正宗”的拍卖行。他向英国领事馆申请设立拍卖行，经批准，彭尼尔在曲阜道建立了魁昌拍卖行，从事代客拍卖旧货的无本生意。不久他利用赢利在拍卖行旁边又开设了一个魁昌洋行，专门经营洋酒、罐头、食品等。他利用关系通过兵营还免税进口货物，获利甚大。后彭尼尔聘请周捷三担任拍卖行的经理，张功允、田占一任洋帐房会计，通过华人雇员向中国商民兜售商品。他还四处打听，一旦知道有回国或调动的外国人，就设法包揽代为拍卖的生意，因此，赚钱甚多。“魁昌拍卖行”的建立可称得上是中国拍卖史上的里程碑。自此，标准的英式拍卖规则正式引人中国。
彭尼尔仿照英国办法，制作两种拍卖标志的旗帜，一是红白方格旗，一是蓝白方格旗。在拍卖场所门口先挂出红白方格旗子，表示“本日看货”。一般货物看货一天，水残、火残的大批货物可以看货3天，均有专人接待。所有准备售出的货物均分门别类堆放，并有部分样品陈列，按顺序编排号码，供人参观，抄记货名、规格和数量等。
打听完魁昌洋行的情况之后，第二天一早，徐天宝就带着马汉来到曲阜道的魁昌拍卖行。只见门口挂着红白方格旗子，表示“本日看货”，于是徐天宝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
只见大厅里面早已人头攒动，穿着上山马褂的中国人，和挽着女友老婆的外国人在琳琅满目的各色货品中来回走动。不时地对陈列的货物指指点点，或是用小册子记下自己中意的货品的名称和编号。
大厅的东面摆满了各色中国器物，有字画、珐琅器、玉器、木雕、金银器等等，几乎占了大厅的三分之二。而大厅的西面则是一些洋人淘汰下来的旧家具、旧机器和日用品。
徐天宝的目光往大厅西面略略一扫，发现在角落里堆着成捆的浅土黄色旧服装。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批八国联军穿过的旧军装。由于彭尼尔是军旅出身，揽来不少天津各国驻军营盘里须要处理的废旧杂物和剩余物资。除了军装之外，还有旧毛毯、旧马具、皮带、皮靴、家具、杂物等，看款式，以英国货为主。
一个中国伙计见有人对这对破烂有兴趣，便笑着迎了上来，“小人胡之春，这位爷，这些都是正宗德国机织布做的衣服，结实耐穿。您别看它旧，其实只是落了些灰，洗洗之后就是新的。您当然不会穿，可就是穿家丁身上也倍儿精神。”
“哼~”徐天宝回了他一个冷冷的鼻音，伸手扯了扯一件军服上的纽扣，“你看看，这纽扣都松了，显然是很旧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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