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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厂东北角一栋空旷的仓库,里面摆放着切割机、钻孔机、折弯机等等等等的工具,从铭牌可以看出,它们大部分是德国货,少部分是振华公司自行生产。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正在专心致志的加工零件,在他身边还有两个和他年纪一般大小的人在从旁协助。他生得浓眉大眼,额骨饱满,鼻子略有些塌,嘴巴也挺大,但是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满是工作的热情。
冯如,原名冯九如,祖籍广东恩平。幼年在私塾读了几年书,辍学后在家务农。甲午之战后,清廷割地赔款,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冯如,虽然不懂国事,但也尝到了家庭窘困的滋味。他从小喜欢制作风筝和车船等玩具。对神话故事尤其是飞天故事,更是满心向往。12岁随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他目睹美国先进工艺,认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工艺的发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非学习机械、发展工艺不可。到旧金山之后,经乡亲介绍,在耶稣教会做童工,白天工作晚上读夜校,生活十分艰苦却也相当的充实。通过学习英语和科技知识以及目睹日新月异的先进机器,看到美国发展的日新月异,令他身为触动。国家富强,必有赖于机器,于是更加发愤学习,专攻机器制造。
冯如为了救国,决心去纽约学习机器制造技艺。他打算将来亲手替中国造一艘新式军舰,打败小日本报甲午年的一箭之仇。冯如先后在船厂、电厂和机器制造厂当学徒和工人,历时近七年,备受种族歧视和失业的折磨。终于学会了多种机器制造技能,也增进了机器制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制造出了飞机,圆了人们千百年来飞上天空的梦想,这个消息也令年轻的冯如怦然心动,冯如决心要依靠中国人的力量来制造飞机。就在这时,受雇于徐天宝振华公司的特斯拉回到美国,在申请插头\插座的同时,找到了冯如
关于尼古拉*特斯拉的事迹,冯如也有耳闻,特斯拉简单说明来意之后,递给冯如几张图纸。
冯如接过来看来几眼,一阵欣喜和激动。图纸上的飞机是一架单翼飞机,机身下有两个硕大的船型浮筒,两个机翼尖部挂着两个小浮筒,船型浮筒实在是太大了,看起来就像是插了两支翅膀的游艇。
冯如仔细看了半天后问道:“这架飞机操作是用副翼?船型的浮筒?这是谁设计的?
特斯拉笑了,他故作神秘地答道:“年轻人,这个问题你得回中国之后才能找到答案。”
就这样,好奇害死猫,冯如被半骗半请的来了元宝山
第一眼见到振华公司的时候,冯如就被这规模庞大的工业巨擘给震住了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徐天宝见到冯如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号,不是夸奖,而是“鼎三兄乃我国之瑰宝,于我民族复兴大业,息息相关。君之一身,关系万千,我愿意资助鼎三兄做任何研究,惟独不允你亲自试飞~~”
历史上的冯如在美国试飞自己的飞机时就几次差点摔死,后来回国之后,在最后一次试飞时冯加急于升高,操纵过猛,致使飞机失速坠地,机毁人伤。医院抢救无效,冯如以身殉国,时年仅29岁。在弥留之际,冯如犹勉励助手:“勿因吾毙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级。”
现在自己好不容易把冯如从美国弄回来,打死也不会让他试飞了。
冯如苦笑道:“我知道徐大人的好意,可不试飞,怎么知道飞机好坏呢?”
徐天宝说道:“可以让别人代替,何必一定要自己以身犯险?”
冯如说道:“大清国有几个人懂飞机的呢?让别人试飞,根本无法查出问题和缺陷在哪里。”
徐天宝摆了摆手,笑道:“简单,建立一个飞行学校,鼎三兄你任校长,专门培养飞机人才。”
就这样,冯如留在了元宝山。徐天宝除了为他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以及人员之外,还提供了一些差不多同时代的飞机设计图纸。很快,冯如就发现之前自己的飞机为什么缺陷、故障多的原因。除了设计上的缺陷,自己之前因为缺少科研经费,所选用的材料质素不佳,再加上半手工制造出来的零件比较粗糙,因此故障不断。现在这种问题统统不成问题,而且,冯如还能优先得到狄赛尔发明的一系列柴油发动机作为飞机引擎。
冯如好似久旱逢甘霖,急于拿出成绩来报答徐天宝的知遇之恩,但是徐天宝反倒一再劝慰冯如,千万不要心急。做飞机是件精密的活儿,稍有闪失便是机毁人亡。虽然咱们找人代替你试飞,可人家也有妻儿老小,你总不能不把别人的命当儿戏吧?
如此这般,冯如便渐渐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每一个零件都精雕细作,力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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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下来的徐天宝一面喝茶,一面翻越今天新到的报纸,这几天,《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全面揭示革命与保皇派的原则分歧。
《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民报》则是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其前身是《20世纪之支那》。
“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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