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老盐工(1 / 2)

“对了，在塘沽一带，有个叫范旭东的人开了一家制盐厂，你们知道吗？”徐天宝问道

沈翊清答道：“知道，听说那里面有咱们振华集团壹佰万元的股份，所以奠基那天，我和老魏都去了。”

徐天宝说道：“他的厂子离我们这里远吗？”

“不远，坐车也就一盏茶的时间。”魏瀚答道

“那成，丹曾（沈翊清字），你赔我走一趟！”徐天宝对沈翊清说道

“得嘞~！”沈翊清点了点头

“东家且慢~！”魏瀚喊住徐天宝，说道：“眼看着就快元旦了，东家今年打算发多少喜面儿？？？”

沈翊清解释道：“喜面儿就是年底发给工人过节的一点赏钱，好几年没发了，最近船厂生意还可以，我和老魏一合计~~是不是给工人们多少发一点，也鼓舞一下士气。”

徐天宝乐了，说道：“你们两个是大沽船厂的总办和副总办，这事你们就可以说了算啊！”

沈翊清一本正经道：“东家信任我们，连账房先生都不派一个，我们可不能不知道好歹！”

魏瀚说道：“我和沈总办商议过了，一人3块大洋。”

徐天宝一瞪眼，“3块大洋？”

魏瀚以为他嫌多了，便赶紧说道：“那东家您说多少？”

徐天宝大声道：“3块大洋顶什么用？既然你们问到我了，那我就做主了，每人再加15块，凑成18块大洋，“一八”——要发，数字也吉利，另外每人再加一个后肘子。”

“还发肘子？”沈翊清一愣，又笑了起来

徐天宝说道：“丹曾、季潜你们出身官宦世家，从小没吃过苦。这些工人太穷，就算发给他们钱，他们也未必舍得花。现在我们直接一人发一个肘子，他们端在碗里、吃在嘴里、喜在心里，那还不是事事想着厂子？只要工人心里有厂子，那还不卯足了劲干？到时候赚到的钱不知道能买一船肘子！”

魏瀚笑了，说道：“咱们厂子里小三千人呢，一人一个肘子，天津的肉价都该涨了~！”

徐天宝哈哈一笑，摆了摆手，说道：“在这方面，别给我省钱，我不会谢你，只会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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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时，徐天宝就和沈翊清就来到了大沽口附近一片荒地上，只见偌大的一片地方，只有稀稀拉拉的七八件小瓦房。

徐天宝的贴身保镖药元福一间间屋子拍们喊，“范旭东范先生在吗？”在拍到第三间屋子的时候，终于见到了范旭东。只见范旭东头发有些乱，明显的黑眼圈和眼袋，身上穿着脏兮兮的白大褂，他从门后探出头来，“谁找我？”

药元福说道：“我家主人，徐老爷。”

“哟，是徐巡阅啊！稍等片刻，我换件衣服！”范旭东咚地一声关上了门，徐天宝和沈翊清等人在大风里等了十来分钟，沈翊清直嘀咕这个范旭东太没礼貌了。

换好衣服的范旭东领着几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把徐天宝和沈翊清迎进了屋子里，徐天宝看了看这件大瓦房，只见里面堆满了实验的器皿，烧杯、试管、酒精灯一应俱全。地上还堆放着一些盐和石灰。

“徐巡阅，我来为您介绍，这几位是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上海大效机器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李烛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侯德榜，汉阳铁厂任化验师吴蕴初。”范旭东很自豪地说道：“这些人就是我们久大的全部研发团队。”

徐天宝上前，与陈调甫等人一一握手，随后问道：“范先生，说说你的盐吧。”

范旭东笑道：“制盐方法，由于资源不同、各地自然条件地差异。制盐方法各不相同，可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辽宁、直隶、山东、淮北、福建、广东等地地盐主要为滩晒；江苏的淮南、松江、浙江各场之盐。有用板晒地，有用釜煎地；四川、云南的井盐大多为汲卤煎制；山西、陕西、甘肃、蒙古、新疆等省的池盐则系晒制。滩晒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盐池设在盐滩附近，滩分为沟滩和井滩两种。所谓沟地处指在近海之处事前挖掘土沟，以便容纳海水。井滩是指在距海坡稍远的地方。选样碱地卤旺之处。挖井汲水，然后晒盐。

首先开沟纳潮，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于晒时将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的方池。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二层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卤之处在长芦、辽宁盐区叫卤台。退潮之后，海水流经数个方池。层层套晒。经日光蒸发逐渐浓缩为卤，当卤水已形成时。乃放入卤台，并导入成盐的小池，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如果滩地距海较远，则掘井汲水晒制。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后，晒法同前。由于滩晒方法简单，制成之盐成色又好，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强。就质量而言，以滩晒最为坚实、味咸，釜煎次之，板晒最差，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每年春秋两季，如逢天气晴朗，生产相当顺利，场价每斤不过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从四厘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与辽宁相比，相差数十倍。

范旭东顿了段，说道：“当然了，成本低并不一定利润高，更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昊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23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1100余万，除了这两个，连粤盐盐税也比咱们多，在800万元左右，而辽宁之盐税，不到700万。”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发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全同税率划——，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终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两淮地一半），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而东北各省，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盐税正额只有区区0.43两，加价也不多，每百斤还不到0.8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自然也不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