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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樊树志老师的论文，大家看看我汉人最后一个皇帝，可怜的崇祯帝，被群臣欺负的可怜故事）
崇祯十三年五月，蓟辽总督洪承畴奉旨率总兵曹变蛟、白广恩、吴三桂、王廷臣等十三万精兵出山海关，解锦州之围，本拟打一场持久战，无奈兵部企求速战速决，终于导致全线崩溃。正当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时，清朝方面以和议助攻战，再次发出和议信息。其起因，据说是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辽东原野下起茫茫大雪，清军补给断绝，正欲解围而归，又恐明军尾随攻击，便通过蒙古人发出求和意向［2e］。辽东宁前道副使石凤台把这一动向上报朝廷，崇祯帝原本抱着“灭寇雪耻”的愿望，对和议毫无思想准备，便以封疆大吏私自与敌方洽和有辱国威，把石凤台逮捕入狱。到了松山、锦州形势日益吃紧时，内阁辅臣谢升与其他阁臣商量：“我力竭矣，款建虏以剿寇，凤台言良是”。于是决定由兵部尚书陈新甲出面提议此事。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元旦朝贺完毕，陈新甲向皇上提出“款建虏”的主张，但又不敢直接提及“款”字，迂回地说：“（松、锦）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崇祯帝对松、锦两城的困境一筹莫展，既然“建虏意欲和”，便答道：“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谢升立即应道：“彼果许款，款亦可恃。”与清朝和议和事就这样定了下来［3e］。陈新甲得到皇上的旨意：“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立即派马绍愉以兵部郎中、二品官衔的身份前往宁远与清方接洽。
这是明、清之间历次和谈中最具正式规格的一次，崇祯帝以“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写了一份敕书给皇太极，皇太极如法炮制，以“谕英郡王阿济格”的形式，作为答复。在沈阳谈判之后，马绍愉带了皇太极的国书返回宁远。清方提出的条件是“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于此互市”［4e］。
六月初三日，崇祯帝召见内阁首辅周延儒，征询他关于此事的意见，再三追问，老奸巨猾的周延儒始终一言不发。其实周延儒是赞成和议的，当初谢升与陈新甲提及此事时，他并无异议。正如给事中李清所说：“宁锦之溃，北边精锐几尽，而中州寇祸正张，上意亦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谢辅升与陈司马新甲主之。周辅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则分功，败不及祸”［5e］。
此次和谈是秘密进行的，“因畏声气诸臣阻挠，故深秘之”［6e］。当时在沈阳的朝鲜官员也只是风闻，无法确证［7e］。不料马绍愉与陈新甲书信往还，偶尔疏忽而泄密。一日，陈新甲得到马绍愉的信，阅毕放在桌上，仆人以为是普通塘报，随手交给塘报官传抄，于是流传于外。马绍愉在信中写道：“绍愉见憨（即汗，指皇太极），讲好索金三十万、银二百万，已许金一万、银一百万，憨尚不肯，决要金十万、银二百万，不从，即发兵，你家所失岂止此数！”［8e］于是言官弹劾陈新甲“主和辱国”，朝廷上下立即沸沸扬扬。
崇祯帝原本考虑到中原“寇祸正张”，意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孰料事机泄漏，舆论哗然，内阁首辅周延儒又不肯挺身分担责任，不得已改变初衷，屈从舆论。他虽贵为天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不肯为臣下承担责任，把此次和议的责任一股恼儿全推到陈新甲身上，把他逮捕法办［1f］。陈新甲自以为受皇上旨意行事，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终于成了替罪羊。廷臣们以为陈新甲“专擅议款”当斩，崇祯帝却偏偏说陈新甲任兵部尚书期间使七名藩王被杀，比敌兵薄城罪更重，所以当杀，只字不提和议之事，可见他并不认为和议足以构成死罪。然而置他于死的恰恰是和议，谈迁为他辩护道：“陈司马甚辩有口，颇谙疆事，羽书狎至，裁答如流，案无留牍，后人莫之及。其祸兆于主款……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2f］。
平心而论，崇祯帝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朝议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毋庸置疑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到了功败垂成之际，机密泄漏，引起不明真相的言官们一片反对声浪，他们搬出《春秋》大义，以传统政治伦理来否定作为权宜之计的和议，使崇祯这样有政治主见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使和议中途夭折。经过此次波澜，他再也不敢与清朝和谈，同年十一月，清兵又一次南下，明朝的困境较前更为严重。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崇祯已经无牌可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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