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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班设计的捕鲸叉长一点五米,三棱全钢的叉头上不但有螺纹状的倒钩,还有增加伤害力的血槽,很有杀气。为这种捕鲸叉,史班专门设计了一个37毫米的发射筒,用来装黑火药发射药。发射筒做得很粗很长,从而可以用更多的发射药提高初速。初速的提高,意味着捕鲸叉几乎是平射向目标,使得发射筒上的望山有了实际作用。
不过最大的亮点还在于点火方式:新式捕鲸叉的点火方式类似燧发枪,而不是用火绳点火,这项改进,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射击精度。
庞宁在昌化附近和渔民购买了十五艘船,都是满载排水量一百吨左右的大渔船。这种尺寸的渔船一般需要十几个水手,算是渔船里最大的家伙了。不过这次抓的是鲸鱼,船支还需要再改造一番:渔船改造在昌化新建的船坞里进行,包括在船上增加了十几个划桨的位置,以提高追击鲸鱼时候的极限速度。以及用钢铁加固了船只的龙骨和肋骨,以免被鲸鱼扯散扯断了,等等。
每艘捕鲸船配备三门新式捕鲸叉,配备十个破海营的老海盗,以及十个新招募的预备役新水兵。这一整套装备很花钱,加上昌化港附近搭建的鲸鱼处理基地,庞宁足足投下了两万两银子。
八月底的时候,捕鲸队完成编制,十五条捕鲸船雄赳赳地出了港。但南海的八月,并不是捕鲸的好季节。除了沿海地带的布氏须鲸不会迁徙外,这个季节鲸类基本都在北方。对于没有经验的捕鲸手来说,想在这个季节完成指标,比较困难。一直到九月初,庞宁的鲸鱼处理基地才接收到第一头鲸鱼。
但庞宁相信,随着航海技术和捕鲸技术的提高,他的投资可以在这个冬天收回。而且这个捕鲸队里的水手,每天都面临战斗的可能,正是训练熟练水兵的好地方。出于护航贸易的需要,目前庞宁对水兵的需求很迫切。
广州琼州航线的繁荣,吸引了包括郑家在内的海盗船队。实际上,明末的中国南部沿海,和十七世纪的欧洲沿海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无法绝对地将海洋贸易集团,以‘海商’或‘海盗’二元论简单定义”。不管是早先的王直,后来的李旦,还是现在的郑芝龙,刘香,他们都同时用贸易和刀剑在积累自己的财富。
同样的,南海国如果试图崛起于海南岛,光有贸易商人也是不够的,要保护自己的航线,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否则,根本就是连门也不敢出去。
从六月到八月,已经有三艘走私商船在广州―琼州航道上消失,也许是遇上暴风雨,但更大的可能是遇到郑家船队的袭击。船队的消失提高了跑海的风险,提高了水手的雇用价格,也提高了商人的成本。虽然几艘船舶的消失,没有动摇十四家商号继续这条贸易航道的决心,但却很大程度加大了庞宁的心理压力。
只有四、五条船的破海营,还没有和郑家作战的能力。庞宁只能继续悠闲的捕鲸生活,祈祷商人们不要遇上海盗,等待破海营实力的提高,或者其他机会的出现。
在崇祯三年八月的南海国,黎区招抚战线上的形势,却能用“一片大好”来形容:先锋营从儋州入山,进入西北部山区。改水营从乐会县入山,进入东南部山区。两支部队沿路降服生黎部落,剿灭或取缔明廷曾任命的“土舍”。黎人也不傻,看到武器装备上落后南海国几个世纪,又有龙头寨和落洒峒黎民的现身说法,大多数的黎人部落都理性地选择了归顺,抵抗极少。
便是有少数抵抗的,在南海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下,也唯有被屠杀的命运。
到了八月底,海南岛全境的黎族,都名义上进入了南海国的行政体系。但更复杂的是后续的治理,想让沿海汉民彻底远离生黎的威胁,就必须让崇山峻岭里的生黎提高生活水平,摆脱野蛮的生活状态。
有充足的财政支持,在治理黎人问题上,穿越者选择了以同化为本,招抚为纲的思路。在中部山区设立了十七个黎族自治区,每个自治区的区中心都建设在险要之地,驻兵一百多人,实际上是一种小型军事要塞。
秦明韬和吕策用军事力量组织归顺的黎人,在各个区中心之间,修筑能够步行通过的山路。同时要求所有黎人村峒,每年必须派出一定比例的儿童,在区中心进行两年的汉化教育。儿童在学校里学习汉语汉字,农耕水利,基础科学,甚至学习工业技术。当然,工业技术是指水车制作、采矿、陶瓷制作、桑蚕养殖之类的可公开的技术,像玻璃制造,燧发枪这种关键技术是不外传的。
这项政策,预计每年需要三万两的预算,尚在南海国财政的承受范围。在穿越者的理解里,这是一种科教同化政策,也是一种人质政策――用族人孩子的性命威胁,绑住部分躁动的生黎。当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吕策和秦明韬是以福利政策的外衣,宣传这项方针的。龙头寨,落洒峒黎人名为“富裕之路”的现身说法的系列讲座,效果也不错。基本上,黎人对这项政策没有抵触情绪。
但凡事总有例外,在吊罗岭附近推广这项“义学”政策时,吕策的部队意外地遭受了一次小规模的袭击。被袭击的是虎字旗前司左局,这个局的指挥军官是年轻的把总黄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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