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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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

张邦炜

摘要：在北宋前期的两种历史文本中，后蜀后主孟昶有昏君和明君两种不同的形象。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文本分别由北宋官方和蜀地士人书写，体现了北宋朝廷和蜀地民众的不同利益、不同意愿和不同感情。孟昶的昏君形象逐渐压倒明君形象反映了蜀地民众对北宋朝廷从对立到认同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后蜀北宋孟昶昏君明君史源学

后蜀偏霸蜀地一隅，前后仅32年而已。其后主孟昶（919-965）在位竟达31年（934-965）之久，他在五代十国史和四川地方史上无疑是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受亡国之君即昏君这一思维定势的影响，孟昶长期以来被视为“著名的荒淫之君”。[1]其实在北宋文献中，他有难得的明君和典型的昏君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近20多年来，研究者们或以功过论，或阶段论加以解释，于是主张孟昶功大于过或前明后昏的论著相继问世。[2]其实，对于孟昶的形象问题，还可从史源学的角度作些思考。众所周知，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源学以“找寻史源，正其讹误”为目的，其要旨为“二句金言”，即“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3]本文就从“七宝溺器”之说是否可信说起。

一、“七宝溺器”可信否

称孟昶为昏君，的确事出有因，其典型例证莫过于“七宝溺器”。可是在北宋特别是其前期，此事仅见于体现宋朝朝廷立场的官方或半官方著述，并不见于反映蜀地民众意志的地方史乘。官方著述从其利益与需要出发，夸大其辞乃至无中生有的事例实在是太常见。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七宝溺器之说的真实性。对于此事，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查现存各种史籍，七宝溺器一事较早见于石介、欧阳修的著述。石介《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曰：“太祖平伪蜀，阅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1]欧阳修《新五代史·后蜀世家》云：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2]《三朝圣政录》、《新五代史》虽非官修正史，而是私人著述，但体现宋朝朝廷立场，实可称为半官方文献。《三朝圣政录》系石介于宝元元年（1038）任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时，“撮取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政为书”。[3]他曾按照右司谏韩琦的意见修改。韩琦《三朝圣政录序》称赞此书“上以述列圣之美，次以达一人之听。”[4]《三朝圣政录》很大程度上是部歌功颂德之作，石介《序》云：“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神圣，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兴太平，可谓跨唐而逾汉，驾商、周而登虞、夏者也。”[5]难怪此书“上之，仁宗嘉纳焉。”[6]宋仁宗如此肯定此书，足见此书的半官方性质。欧阳修主张：“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认为：史书应当记述“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7]其实，这亦是其《新五代史》的出发点。《宋史·欧阳修传》载：欧阳修“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8]很清楚，《唐书》即《新唐书》系官修正史，而《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则是私人著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正史类·五代史记》称：“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国史》称其可以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9]从朝廷的态度及《国史》的评价看，《新五代史》分明反映官方立场。除七宝溺器一事而外，《新五代史》还称：“（孟）昶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年少不亲政事”。[10]凡此种种都使得孟昶的昏君形象进一步加深。

第二，其实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完成的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11]《宋史·太祖本纪三》载：太祖“见孟昶宝装溺器，摏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又载：“初，（孟）昶在蜀，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他物称是。”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指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祗就宋旧本稍为编次。”《宋史》所载出自宋代《国史》，《国史》代表宋朝朝廷立场，不必多说。按照《宋史》即宋代《国史》的记述，孟昶岂止“专务奢靡”，而且“赋敛无度”。《宋史·五行志四》载：“时西川孟昶赋敛无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缗钱，唯仰在质物。”诸如此类的描述，其目的无非在于表明孟昶“不亡何待”，宋朝攻打后蜀是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

第三，如果说《新五代史》虽然反映官方立场，但毕竟是私人著述，那么薛居正《旧五代史》则属于标准的官修正史，其成书年代又早于《两朝国史》。史载，开宝六年（973）四月“戊申，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12]需要补充的是，薛居正在开宝六年九月，由参知政事升任同平章事。然而经查在《旧五代史》中居然无孟昶七宝溺器一事。至于其原因，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实录，对于十国史事记述很简略。二是现存《旧五代史》并非其原貌，此事被遗漏。三是所谓七宝溺器最初并无此说，是稍后才被“层累地造成”的。果真如此，其真实性则更令人置疑。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宋代《国史》的目标是一致的，均一味贬损后蜀。如《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二》显德二年（955）五月载，“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旧五代史》的作者竭力歌颂北攻灭后蜀的战争：“及皇上（指宋太祖）之平蜀也，煦之以尧日，和之以舜风，故比户之民，悦而从化。”[13]其语言十分夸张，甚至将宋太祖与尧、舜相提并论。

第四，与宋代《国史》等朝廷官方或半官方著述不同，北宋蜀籍士人张唐英《蜀梼杌》、句延庆《锦里耆旧传》等私人著述并无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载。《蜀梼杌》是张唐英早年的著述，完稿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写定于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14]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自是情理中事。王文才先生进一步指出：《蜀梼杌》“非专赖二书”，“多据蜀史，故与中原载籍，时有出入。复核其书，于蜀中官书私史外，更博采前代杂史，小说诗文。”[15]可见，此书取材范围广泛，包括蜀中私史以及蜀地民间口述资料。而这些资料难免体现蜀地民众的情感与意愿。《锦里耆旧传》成书早于《蜀梼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传记类》称：“开宝三年（970），秘书丞刘蔚知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得此传，其词芜秽，请（句）延庆修之，改曰《成都理乱记》。”《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书中于后蜀主多所称美，疑出蜀人之词。孟昶时有校书郎、华阳（即今四川成都）句中正者，后入宋为屯田郎中延庆疑即其族。”[16]朱彝尊《曝书亭集·续锦里耆旧传跋》进而断言：“延庆，字昌裔，成都人。”[17]《锦里耆旧传》确实“于后蜀主多所称美”，诸如“边陲无扰，百姓*”，“时平俗阜”等等。并借他人之口，颂扬后蜀“被山带江，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后蜀主“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18]《蜀梼杌》同样称颂“（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19]可见，“蜀人之词”与官方之语确实大不相同。按照北宋无名氏《五国故事》的记载，孟昶绝非奢侈、荒淫之君，而是节俭、仁慈之君。《五国故事》卷下载：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五国故事》虽非“蜀人之词”，但它作为民间私史，所载史实与官方国史相左。某些具体史事，甚至截然相反。如《新五代史》指责孟昶“好打球走马”，而《五国故事》则称：“昶后体重，遂不乘马。内厩惟饲一打球马，而久不按习，亦不堪乘跨。”[20]总之，北宋时期，孟昶在民间记述与官方文献中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1]曾慥编：《类说》卷19《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王应麟：《玉海》卷49《艺文·政要宝训（圣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4]韩琦：《安阳集》卷22《三朝圣政录·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8《三朝圣政录序》，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晁以道：《景迂生集》卷1《奏议·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12《论史馆日历状》，四部丛刊本。

[8]《宋史》卷319《欧阳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9]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正史类·五代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

[11]关于两朝国史的编修情况，可参看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17－121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四年四月戊申、卷15开宝七年闰十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3]《旧五代史》卷136《僭伪传三·孟知祥传附昶》。

[1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15]张唐英原著、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序》，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16]《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

[1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跋三·续锦里耆旧传跋》，四部丛刊本。

[18]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20]不著撰人：《五国故事》卷下，见《说库》，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二、孟昶《官箴》确有其事

称孟昶为明君，节俭、仁慈还在其次，其最为确切的例证莫过于他所著的《官箴》。孟昶《官箴》的精彩之处不外16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强调不是官员养活百姓，而是百姓养活官吏。换言之，即官员并非百姓父母，百姓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传统时代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认识，实可称为亲民君主。即使停留在口头上，仍然较为难得。可是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竭力加以掩盖。关于此事，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第一，在现存北宋著述中，孟昶《官箴》首见于北宋初年蜀地士人景焕所著《野人闲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称：“《野人闲话》五卷，成都景焕撰，记孟蜀时事，乾德三年（965）序。”其自序曰：“野人者，成都景焕，山野之人也。”[1]其实，他是一位博雅之士。陶谷《清异录》卷4《文用·副墨子》云：“蜀人景焕，博雅士也，志尚静隐，卜筑玉垒山，茅堂花榭，足以自娱。”黄休复《茅亭客话》卷9《景山人》称：“玉垒山人景焕，有文艺，善画龙，涉猎经史。”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近事·应天三绝》载：“处士景焕，一名朴，善画。焕与翰林学士欧阳炯为忘形之友。”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依据各种资料，作《景焕传》。[2]但其生卒年不可考，只知其为后蜀、宋初人。景焕称：孟昶“承（高）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3]“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4]总之，在景焕笔下，孟昶是位难得的明君。《野人闲话》五卷，如今仅存数则。现存《野人闲话·颁令箴》称：“蜀主能文章，尝为箴诫，颁诸字子，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班令。”其《官箴》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5]凡24句。张唐英《蜀梼杌》将“（孟）昶著《官箴》，颁于郡国”一事系于广政四年（941）五月，所载《官箴》24句与前引文字略有出入，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字完全相同。《蜀梼杌》同时又记载，孟昶谴责因荒淫而亡国的前蜀后主：“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并称赞孟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6]

第二，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始终讳莫如深。为掩盖此事，甚至将宋太宗《戒石铭》也略而不载。在《宋史》中便既无孟昶著《官箴》，又无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前文也说，《宋史》源出宋朝国史，足以体现宋朝官方立场。官修史籍有关于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始见于南宋前期。无名氏《中兴两朝圣政》卷11载，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中兴两朝圣政》“汇合两书而冠以‘中兴两朝’之名”。所谓两书是指《高宗圣政》、《孝宗圣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曰：“《高宗圣政》五十卷[7]、《孝宗圣政》五十卷，乾道、淳熙中所修，皆有御制序此二帙，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宋史·陈居仁传》云：“诏修《高宗圣政》，妙选僚属，与范成大并充检讨官。”可知，《中兴两朝圣政》虽系民间“书坊钞节”之书，但所据《高宗圣政》则是标准的官修史籍，其作者为范成大、陈居仁，系宋孝宗时所修。《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此事时，引用“留正等曰”。留正淳熙末年、绍熙年间官至宰相，他们仍不愿指出宋太宗《戒石铭》的来源，仅称：告诫官员“以虐民欺天为戒，悉心于爱民”，“此太宗皇帝制铭之深意。”[8]较早正视其事的是汪应辰和洪迈。汪应辰在乾道元年至四年（1165－1168）曾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他在抄录孟昶著《官箴》之后，接著说：“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数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圣意至深远也。”并强调：“愚恐岁月浸久，而莫详〈戒石铭〉之所自者，故书昶所著全文而识其事云。”[9]洪迈在其开始流传于乾道、淳熙年间的《容斋随笔》一书中指出：宋太宗采用“夺胎换骨法”，将“语言皆不工”的《官箴》改造为“言简理尽”的《戒石铭》。并称赞“（孟）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僣伪之君为可称也。”[10]南宋中期以后，“莫详〈戒石铭〉之所自者”终于成为过去，宋太宗《戒石铭》源于孟昶著《官箴》已成为无法掩盖的公认的事实。扈仲荣等所编《成都文类》卷48《箴》收录此文，庆元三年至五年（1197－1199）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的袁说友为此书作《序》。《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明确指出：“今世官署戒石所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四语，自宋代以黄庭坚书颁行州县者，实摘录孟昶广政四年所制《官箴》中语。”

第三，孟昶对官员的告诫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部分加以施行。他所任用的御史中丞杨昭俭便尽力贯彻其反腐倡廉的意图。宋人马永易《实宾录》卷8《杨雕》称：“伪蜀杨昭俭仕孟昶，为御史中丞，击搏权贵，正色当官，时号‘杨雕’。”人们往往将孟昶与李煜相提并论，其实孟昶在政治上并不缠缠绵绵，而是敢作敢为。如张业因有功于后蜀而官至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又加司空兼判度支。此人“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庾死者。”对于这个位高权重的贪腐高官，孟昶仍严惩不贷。史载，“（张）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下诏暴其罪，籍没其家。”[11]又如申贵历任昌（治今重庆大足）、渝（治今重庆市渝中区）、文（治今甘肃文县西）、眉（治今四川眉山）四州刺史，他所在“残虐聚敛”，孟昶将其“下狱”，并“赐死”。“人皆相贺”。[12]与孟昶的反腐倡廉举措有关，后蜀也不乏廉吏。如后蜀的元老重臣、官至守司徒、平章事、判三司的赵季良便受到蜀地民众的爱戴。史载，他“性宽厚，居常无喜愠之色。”“所上遗表言不及私，蜀人韪之。”[13]又如保宁军节度使张公铎“为政严猛，僚吏畏惮民。时承前蜀之弊，狱讼繁多，案牍堆积。公铎量其所犯，随意裁决，无不称当，在任六年，民被其惠。”[14]总之，确如杨伟立先生在《前蜀后蜀史》中所说：“孟昶的政绩，主要在整顿吏治方面，所以后蜀吏治比前蜀修明。”[15]

[1]陶宗仪：《说郛》卷17《野人闲话·序》，商务印书馆本。

[2]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6《后蜀九·景焕传》，徐敏霞、周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说郛》卷17《野人闲话·颁令箴》。

[4]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景焕述野人闲话》，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91年。

[5]《说郛》卷17《野人闲话·颁令箴》。

[6]《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7]《宋史》卷203《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高宗圣政》六十卷”，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卷次不同。

[8]《中兴两朝圣政》卷11绍兴二年六月癸巳引“留正等曰”。

[9]汪应辰：《文定集》卷10《题跋·记〈戒石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1《戒石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8后汉高祖乾祐元年七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2]《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13]路振：《九国志》卷7《后蜀·赵季良传》，宛委别藏本。

[14]《九国志》卷7《后蜀·张公铎传》。

[15]《前蜀后蜀史》第147页。三、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孟昶作为蜀地的“四十年偏霸之主”，[1]蜀地民众对孟昶的态度不失为判断孟昶形象问题的重要依据。北宋前期，蜀地的人心不倾向宋朝，而倾向于后蜀。前蜀降后唐、后蜀降北宋的降表均为宰相李昊所作。《蜀梼杌》载：“蜀人鄙其所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2]有的记载还嫌如此记述还不足以表达蜀人对李昊的愤懑，采用了“蜀人愤之”、“见者哂之”[3]等词句。无论此事是当时的实情，还是后人的追述，都足以反映当时蜀地民众的人心向背。蜀地民众拥戴孟昶的佐证，还可举出以下两条。

第一，孟昶归降宋朝，离成都赴开封时的送行队伍相当浩大。《蜀梼杌》卷4《后蜀后主》载：“（孟）昶之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亦载：“（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至犍为县别去，其地因号曰：‘蜀王滩’。”“蜀王滩”又作“哭王滩”，一说其地不在犍为（今属四川），而在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州城东南”。李贤等《明一统志》卷71《眉州·山川·哭王滩》称：“（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至此，因名。”[4]据此，清人吴任臣在其《十国春秋》中对孟昶荒淫的传统说法深表怀疑：“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迹其生平行事，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5]晚清蜀中志士杨锐题诗一首，咏叹此事：“全家万里去朝天，白马千官更执鞭。痛哭国人怀旧德，蜀王滩下送归船。”[6]

第二，北宋特别是其前期，反宋者往往假托孟氏之后以相号召。北宋平定后蜀当年即乾德三年（965）三月，反宋蜀兵“众至十余万，自号兴国军”，推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7]所谓“兴国”、“兴蜀”，借助后蜀亡灵，试图重建蜀国的意图十分明显。30年后，李顺除自号“大蜀王”外，更自称孟氏之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记述蜀地传言：“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王）小皤战死，众推（李）顺为主，下令复姓孟。”“故蜀人惑而从之。”吴天墀先生依据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指出：“把李顺说成是‘孟大王之遗孤’，自系陈胜、吴广‘诈称扶苏之故智’。”[8]毕沅还说：“此蜀人怀孟氏旧恩而为此言。”[9]甚至直到宋徽宗初年，蜀地士人赵谂等“同谋借姓孟起兵，以从蜀人之属望。”[10]足见，孟昶在蜀地号召力之大，蜀地民众对他怀念之深。在蜀地民众眼里，孟昶并非昏君，而是一位较为贤明的“偏霸之君”。

[1]《五国故事》卷下。

[2]《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3]《实宾录》卷3《世修降表李家》。

[4]关于蜀王滩，直至近世仍有记载。涂长发修、王昌年篡《嘉庆眉州属志》卷2《山川》载：“哭王滩，治东南，后蜀孟昶降宋入朝，舟过此，国人送之而哭，因名”（《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9册第25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王铭新等修《民国眉山县志》卷1《地理志·山川》称：“蜀王滩，见旧志，今江道迁徙，失其处”（第39册第487页）。

[5]《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后主本纪》。

[6]杨锐：《杨叔峤先生诗文集·诗集》卷上《后蜀杂事》，续修四库丛书本。

[7]洪业等编：《琬琰集删存》卷3《王中书全斌传（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吴天墀：《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邓广铭、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9]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淳化四年十二月戊申“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10]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巻26崇宁元年二月“赵谂伏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四、有比较才有鉴别

北宋前期蜀地民众如此拥戴和怀念孟昶，是将北宋与后蜀相比较之后所作出的判断，是对北宋朝廷的极度不满情绪的自然流露。而其原因则在于北宋前期朝廷在蜀地的政策失误和对问题的处置失当。正是朝廷的一错再错，使蜀地民众对后蜀和孟昶充满怀念之情。宋初在蜀弊政甚多，[1]这里仅简略列举以下数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