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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鞅变法至三国鼎立,虽然说是贵族地主阶级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从秦孝公到汉武帝,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鲜有昏庸无道者,甚至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竟然不再分封宗室为王,而楚汉战争时,刘邦就是项羽手下的诸侯王,刘邦建立西汉后,也只是看到了异姓诸侯王的危害,但是绝没想到同姓诸侯王同样威胁皇权,随之而来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皇室宗亲想要篡权的行动,但是很快便被英明的汉景帝所击败,所以在汉武帝之后的时期,贵族地主阶级是被统治者所忌惮的,一直处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尤其到了东汉以后,外戚、宦官、士族,三权分立,维持了整个东汉王朝的平稳运行,而贵族地主阶级在汉武帝之后的历代统治者打压下,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贵族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朝代中,基本没有出现皇室宗亲篡位的现象。
接下来的三国时期更是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由贵族地主阶级向士族地主阶级一个转变期,贵族地主阶级的力量已经被削弱殆尽了,三国的统治者不是重用寒门庶族就是重用世家大族,根本不可能出现皇室宗亲篡权的情况。
到了三国归晋之后,统治阶级彻底变成了士族地主阶级,但是士族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有自己先天的不足,就是世家大族对于自身家族势力的维护远远高于对整个封建统一王朝的维护。并且世家大族同样在取得一定权势和声望之后,必定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极大威胁。甚至这种威胁已经超过了贵族地主阶级对皇权的威胁。
那么,出
身世家大族的司马炎自然深刻的认识到世家大族对皇权的威胁,同样,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不可避免的认可了皇室宗亲的可靠性,所以重新加强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力量。因为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开创者,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就曾大肆分封皇室宗亲为王,这些手握大权的诸侯王剿灭了严重威胁皇权的吕氏家族,维护了刘氏皇统。并且出身皇室宗亲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也是在西汉王朝被王莽篡夺之后,又起兵灭亡新朝,延续了汉王朝的统治。
但是,司马炎没能看到,刘邦之后的子孙颇有才干和能力,才成功遏制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做大做强。反观他自己,却立了一个弱智的太子,不知道司马炎是否看到了吴楚七国之乱,是否知道汉初的吕氏家族实力完全弱于西晋王朝的世家大族,是否知道他弱智的儿子与汉景帝的差距,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历史已成必然。
司马炎的短视,使得西晋王朝内部两个统治阶级同时存在,同时在西晋到北方各地,又频繁出现了积攒了上千年的民族问题,也就是说,西晋王朝中贵族地主阶级和士族地主阶级势如水火,地方上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矛盾重重,而统治者却是个弱智,如此看来西晋王朝不短命,才是一件怪事。
也正是因为在西晋王朝内部存在了两个统治阶级,所以当游牧民族在北方大地建立割据政权之时,就必须要选择一个统治阶级作为自己政权的支柱,因为游牧民族所创建的割据政权需要面对复杂的斗争环境,也就不得不对皇室宗亲委以强权,才可以使自己所建立的政权皇统永固,但实际上,一旦国家外部敌对势力减弱,再加上统治者能力或者资历不足,这些手握强权的皇室宗亲,自恃血统纯正,又有丰功伟绩,也就自然而然的谋权篡位,成为割据政权的统治者,所以十六国时期,皇室宗亲篡位之事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十六国前期的几个国家,宗室篡位竟成常态,到了十六国后期这种情况反而开始减少,这就说明游牧民族开始接受了中原民族的礼仪制度文化,而统治者也开始重视对皇室宗亲的遏制。
在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中,作为皇室宗亲而篡位称帝的,我思前想后也只有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朱棣了。他俩能够篡位成功,完全是因为在封建王朝的开创期,往往需要皇室宗亲领兵作战,冲锋陷阵,这样就使得有些皇室宗亲掌握大权,而李世民和朱棣恰恰属于此种情况,再加上当时的统治者能力和威望远不如二人,二人以藩王身份谋权篡位也就理所应当了。所以在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里,也只有王朝的前期才可能出现宗室篡位的情况,实际上清朝的多尔衮也有能力登基称帝,但鉴于种种原因他并未如此,却也在其死后,被顺治皇帝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清成宗。
作为皇室宗亲的司马伦篡位称帝,但其能力和才干远不如李世民和朱棣,而所面临的问题棘手程度又远远超过二人,司马伦的败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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