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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八）教育兴国当如是
在接到湖南省政府制定省宪的要求后，学者们在岳麓书院闭门研究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拿出了一部《湖南省宪法草案》。
这部宪法草案能够出世，与以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一系的学者的理论支持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梁启超在屡次反省自民国建立以来的乱局，将其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因人立法”：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制约袁世凯的野心和独裁，而不惜牺牲宪法文本在学理上的公正性，尤其是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利平衡，为了防止“总***裁”而导致了“议会独裁”。梁启超的这一深刻反省，加上其与湖南宪法起草委员会众学者之间良好的师友关系，因而得以贯彻在了《湖南自治宪法草案》之中。
而正象梁启超刚才评价的那样，现在的这部宪法草案，实在是民国以来最良好、最具可操作性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草案不但充满了宪政民主的理想主义，通篇贯穿着“主权在民”和“权利制衡”的政治原则，而且充分照顾到了湖南当日的实际情况，有浓厚的务实情怀。
“既然卓如都如此说了，草案不日便可提交宪法审查会通过。”一位学者说道。
“对了，要不要把这宪法草案给小杨将军一份，让他看一看，好歹人家是第一个通电支持湖南自治的。”另一位学者忽然提议道。
“是啊，这一次要不是他在暗中支持，单凭湘军之力，是打不掉张敬尧和唐天喜这两个祸害的。”有人表示了赞同。
“这是应该的。”梁启超想起了那次蔡锷做东“喝花酒”时酒宴上那位俊雅谦和的少年将军，不由得点了点头。
“他要是不赞同怎么办？”李剑农笑问道。
“我猜他一定会赞同的，而且还会想办法保证这部省宪的落实。”蒋百里突然说道。
“哦？百里兄为什么这么肯定？”一位学者好奇的问道。
“我们不可以用寻常的眼光来看待他。”身为军人，却充满了学者儒雅之风的蒋百里自信地说道，“这部省宪如能顺利实施，必有他的一份功劳。”
广西，南宁，两广巡阅使行辕。
在客厅里，两个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
“瀚之可否告诉我，所谓的‘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新教育具体是什么，在一般人眼里，无非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新教育是习科学，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之类了。”
“其实这个分别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瀚之刚才所言，并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要知道，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百家典籍，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的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仲华所言不错，是这样的。”
“照表面看起来，其实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旧教育代表主观的教育主义，也就是—个人的教育，其教授方法是教训式的；而新教育是客观的，社会的教育主义，其教授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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