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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函中寻淮洲再次强调了十九师在从晚上六点钟开拔后，全师就以部队必须保持隐秘的理由，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同时对大部队秘密行动的事宜做了交代。
而特战中队和十九师之间的联系通过特殊的方式由留在十九师师部的特战队员负责联系。
在安排好这一切后，寻淮洲就带领特战中队踏上了奇袭泾县的历程。
从谭家桥到泾县，需要穿越黄山东麓和到黄山北麓，一路上都是风景极其秀丽的险峰峻岭。
这些在后世著名的景点，现在却是红军战士最好的隐蔽处，在崇山峻岭中穿行，一点也不用担心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这让部队减少了许多压力。
傍晚的黄山，显得特别的美丽，晚霞给青翠的群山披上了一层金装。
寻淮洲带领特战队员，就穿行在风景如画的黄山险峰间，如一群幽灵，一点也没打扰大自然的宁静。
一路上大家一边接受寻淮洲的特训，一边前进，行军的速度却一点没受影响。
随着天渐渐黑了下来，寻淮洲开始手把手地教特战队员们各种夜行和夜战技巧，大家学习和领悟地也非常快。
一直到午夜十一点钟，寻淮洲才安排了两个小时的休息。
在特战中队队员们休息的时候，寻淮洲用电台发出了被称为我党、我军的里程碑式的文件的“我的检讨书”。
寻淮洲首先在检讨书中对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来自己身上存在的盲目执行中央分局错误决策的倾向做了检讨。
在检讨中他全面分析了从七月份红七军团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出发，开始北上抗日以来发生的一些实际情况。
同时指出了红十军团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困难和如何摆脱困境的方法，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才能配合好中央红军实现战略转移的思路。
写得有理有据，深入浅出。
接着，寻淮洲话锋一转。发表了自己对当前我党、我军以及红十军团局面的看法和认识。
首先，他在检讨书中明确指出了当前我党最高领导人王明犯了非常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等一系列严重错误。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
六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
十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
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博古同志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
而从一九三一年，将我党的英明领袖毛主席逐步赶下领导岗位开始，我党、我军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第四次反围剿，是因为我中央苏区全体指战员还遵循着毛主席的运动战，游击战，诱敌深入，决战防御等思想而取得了胜利。
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他和李德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
博古和李德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人民军队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
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
还发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的口号。
主张是学习苏联先占据城市，而不考虑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情况。
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博古和李德为首“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
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
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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