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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先对寻淮洲的电报做了重点讨论，与会者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寻淮洲电报上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论断，这为会议最终形成决议奠定了基调。
随后，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
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黎平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中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中央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但中央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会议还指出：“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决议还说：“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
决议最后指出：“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鉴于寻淮洲在检讨书中表现出的对党的无限忠贞和极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下，还增选了寻淮洲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议还决定取消原中央“三人团”。
与后世遵义会议不同的是，因为寻淮洲的电报分析的非常透彻和深刻，因此在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和同意下，这次会议决议。
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毛泽东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同志全面负责军事指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并且会议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
做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
黎平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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