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军团二(2 / 2)

会师重溪，方志敏喜忧参半

1934年10月31日，红七军团三千余人从皖赣边经浮梁、德兴之间，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风尘仆仆进人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从而结束了历时四个月的前期行动。

……

红七军团一到重溪，便和先期到重溪整休的红十军会师。

这个红十军，是1933年1月老红十军南渡信江赴中央苏区后，方志敏以赤色警卫师为基础，抽调各县独立团、营的部分人枪，抽调省县两级工会的九十名巡视员任连、排长，重新建立起来的，下辖第二十八师、二十九师、三十师共三个师。

新老两个红十军会师，两军老战友久别重逢，大家高兴得拥抱、跳跃起来，相互畅谈，各地群众也纷纷赶来看望自己的亲人，并亲切地称红七军团为“老十军”。

1934年11月4日，**来电，命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辖两个团：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辖三个团。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畴西、乐少华分别兼任二十师师长、政委。

电令提出，红十军团的任务是：红十九师仍出击浙皖赣边，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创建新苏区的任务;红二十师留在闽浙赣，执行打击“围剿”的敌人与保卫老苏区的任务。**同时对闽浙赣党政军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方志敏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电令指出：“军区及新组成的红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指挥。”

1934年11月18日，红十九师在寻淮洲、聂洪钧等率领下，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夜出怀玉山，突破上饶、玉山之间的敌军封锁线，向浙西迸发。十九师的突然出动，出乎敌人的意料，敌浙江保安纵队两个团尾追时，受到重创。十九师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就在十九师出击顺利之时，中央军区突然来电：

根据目前闽浙赣形势，二十师留在苏区活动将受限制与不利，两师分散行动亦不能有利的打击敌人与顺利的创造新苏区，现为有利的保卫闽浙赣苏区以调动敌人创造新苏区壮大红军，十军团坚决全部立即从玉、常间挺进铁道以北。……坚块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

电令还宣布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组成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方志敏对于二十师也立即向皖南出动的命令有点不解，这不单因闽浙赣苏区是他亲手创建的具有极好的民众基础的根据地，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南方革命斗争处于低潮，国民党军正以全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此时命令留在东南仅有的两大红军主力编成一个军团，而且全部撤出闽浙赣苏区，集中到皖南打运动战，这样不能不考虑红十军团有被全歼的可能性。

然而，深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方志敏还是无条件地执行了中央军区的命令。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这样写道：“虽然我的痔疮大发，每天流很多脓血，不但不能走路或骑马，而且不能坐椅子，要坐总是半躺着坐，我还是忍住痔痛出发，我下决心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出发前，方志敏和曾洪易、乐少华、刘畴西等共同研究了红二十师即将离开苏区的问题后，紧接着又召开了各种苏区善后工作会议，对苏区、白区以及军团、地方军等一切工作都作了细致周到的安排。

……

11月24日，仅仅经过几天的紧急准备，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粟裕率领军团部和红二十师离开闽浙赣苏区首府葛源，开始了北上皖南的行动。苏区仅留下未编大军团的红三十师九百余人。28日，国民党军攻占葛源，闽浙赣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地方红军转移至磨盘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粟裕大将后来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总结历史的教训时这样写道：

抗日先遣队后期的整编，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时既然估计到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会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形势将会日益严重，但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新任军团长刘畴西是一位较老的军事指挥员，在南昌起义时就捏任营长，经历了革命斗争的锻炼，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红二十师1934年11月24日离开葛源后，马不停蹄地跋涉在山间小路上。……

红二十师在北上皖南的过程中，除去与国民党零星的地方部队发生了一些接触以外，基本上是顺利的，因敌人被先行出发的红十九师吸引过去了。

……

由于缺少得力的向导，红二十师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为此，方志敏派出小分队专门去寻找一名得力的向导。很快，小分队发现了一位颇具阅历并乐意充当红军向导的老汉。红军在向导的引领下安全地行进在山间小路上。……

汤口会师两师合编统一行动

途中，接到中央军区的电令，要红二十师迅速同红十九师会合。方志敏只得率部在深山野岭中寻找便捷的通道，以期快速到达早己用无线电与红十九师联系好的会师地点――歙县汤口地区。

……

再说，红十九师出击二十多天以来，转战浙西连续取得胜利。按原定计划，红十九师下一步是游击桐庐、临安等地。在接到迅速与红二十师会合的命令之后，只得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由浙西折向皖南。

12月10日，红十九师与红二十师两支劲旅在汤口胜利会师。红十军团八千余名壮士情绪高昂，载歌载舞，互赠纪念品。当地老百姓也都喜气洋洋地欢迎这支友善的红军部队，仅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沉寂的汤口小村，迅速变得热闹异常。红十军团在程家词堂屋前宽敞的草坪上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用竹木搭起的临时大会主席台上站立着红十军团所有的高层负责人，

方志敏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演说结束时，方志敏振臂高呼：“为争取北上抗日的最后胜利造成千百万铁的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方志敏慷慨激昂而极富政治色彩的演说使在场的听众特别是红军官兵本身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大家都为方志敏的赤诚之心所感染，一批正在修筑公路的青年民工当场报名参加红军。在会师大会上，正式宣布红十军团的成立，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任军团参谋长。

红十军团在汤口会师，人们对此评说不一。项英主持的中央军区没有及时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一再敦促把长于游击战的红十军与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进行合编，这在客观上是迎合了国民党军“围剿”的企图。三十九年后，粟裕大将曾就此事请教了当年负责指挥红七军团北上的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的朱德元帅。朱德坦率地回忆了当年的情景，真诚地评说道：“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不行。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为游击队。”

恶战谭家桥，寻淮洲死不螟目

红十九师与红二十师两部会师汤口，声威大震。蒋介石闻讯后颇为震惊，惶惶不可终日。1934年12月12日晚，蒋介石发出急电，令浙江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队”指挥官，统辖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李文彬部，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浙江保安第二纵队蒋志英部，共约十一个团的兵力“追剿”。同时令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和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镇华堵击。参加围堵的部队主要有：第五十五师李松山部，第五十七师阮肇昌部，新编第七旅李宗鉴部，独立第四十三旅刘震清部和安徽保安团，以及阮勋旅、刘惠心旅等，总兵力约十万人。蒋介石还发出专门手渝：“追剿红十军团，奋勇作战而获战绩者赏；行动迟缓，退缩不前者，以贴误军机论罪。”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全歼。赵观涛对王耀武说：“望你告诉部下，对匪作战，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大意，大意必定遭挫败。驻剿、堵截、追击三部分合力协作，一定可以将方志敏部消灭。”

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皖南站住脚跟，红十军团决定了“以黄山为依托，在皖浙赣边和皖南积极开展活动，牵制东南方面的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西进，并创立起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2月13日，红军侦察员向军团首长提供了一份情报：国民党军的“追剿”部队正分三路扑来，中路之敌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与浙江保安纵队一部孤军突进，其前锋已抵达汤口地区。

这一情报使得军团长刘畴西很感兴趣。在军团负责人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刘畴西一改过去的优柔寡断，坚决主张给敌以打击。一向善战的寻淮洲却认为最好不要进行如此冒险的战斗，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造成预料不到的损失。他摆出的理由是：国民党军士气正旺，且拥有优良装备，而我军疲惫，对地形也不十分了解。而刘畴西执意要打的理由是：国民党军虽有优势兵力和装备，但是红军可以利用国民党军骄傲和地形尚不熟悉的弱点，打击其嚣张气焰。军团长颇有理由的主张比起一名师长的主张的分量当然会重得多。红军的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师长当然得服从军团长。为此，会议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伏击尾追的国民党军。

12月14日凌晨，红军进入伏击阵地。谭家桥位于黄山东麓，地处族德、太平、歇县三县结合部，西靠黄山，峭壁不能上，汽车路建就在沿峭壁由汤口通太平马路以西之南端半里长一带小山堡上，东边有石门岗制高点，南面是乌泥关山隘口，北边为一路小山坡，地势险要。红十军团指挥部设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小山――钟鼓山的后坳上。兵力部署按照红十九、红二十师顺序沿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自南而北设伏，将战斗力较强的红十九师配置在石门岗上锋一带，地处悬崖峭壁，兵力难以展开。红二十师以一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刘畴西设想，等待国民党军通过乌泥关口，先断敌退路，然后红二十师迅速拦腰出击。倘若钳住了国民党军，还可以有效地阻击援救之敌。但刘畴西失算的是，敌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兵力与红军不相上下，且善长打阵地战。而红十军团远离苏区，皖南地方党组织与武装力量一直未能积极地前来协助，所以不占天时地利。

14日上午6时，国民党军前卫部队经过乌泥关、谭家桥时，看到百姓有的在砍柴，有的在种地，有的在路上行走，如平常一样，因此认为没有可疑情况，也就未派部队严密搜索，就通知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前进。其实，这些老百姓都是红军化装用来迷惑敌人的。

14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前卫第二团及浙江保安纵队第三营刚进入伏击圈，一名性急的红军士兵在阵地上开了枪，惊动了国民党军。红军只得提前发动猛烈攻击。国民党军第二团团长周志道当场被击伤左臂，敌军一度限于混乱。但由于开火过早，敌主力尚未进人伏击圈，致使伏击战变成了阵地战。俞济时写一手令给王耀武：“敌人早有埋伏，我们为什么末发觉？速派部队将各重要山头占领，负责击败敌人的袭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官兵不得后退，否则以擅自撒退、临阵脱逃论罪。”王耀武一面将俞的手令传达给部队，一面组织部队正面作战。

敌人动用飞机侦察，迫击炮、机关枪不停地向红军阵地猛烈扫射，红军阵地上的树木、石土被炸得横飞乱舞。红军指战员虽然弹药缺乏，但沉着应战，勇猛顽强。不长于阵地战的红二十师遭到敌军的猛烈攻击，以致阵地被冲垮，石门岗制高点被敌军占领。为夺回阵地，红二十师官兵挥舞梭镖、大刀冲过麻顺河，在石门岗地区再度与国民党军进行激烈的白刃战，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

坚守在乌泥关东南一带的红十九师接连向国民党军第二团发起一次次冲锋。由于主力没有到达最能发挥战斗力的石门岗以北地区，而是配置到石门岗以南的乌泥关地区，兵力施展不开。师长寻淮洲身先士卒，带队冲锋。下午，敌人一阵猛烈炮火刚过，寻淮洲一跃而起，率部冲向敌阵。就在这紧急关头，敌人又一阵密集猛烈的子弹扫射过来，寻淮洲不幸腹部中了数弹，昏迷过去。寻淮洲被抬上了担架。他刚苏醒过来，便忍着伤口的剧烈疼痛说道：“冲，冲上去，把敌人打下去。”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红十九师的一至六连大部阵亡，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负伤。军团政委乐少华被敌人一枪击中右胸。当时有人在叫：“政委，快跑，白匪来了！”乐少华不愿被俘，就用手枪向自己扣了一下，人就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被担架抬走。

红十军团进行了一场如此糟糕的战斗，便全军团处于有被国民党军全歼的危险境地。这场战斗是红十军团转向外线的首次大战，不仅暴露了实力，而且大长了国民党军“追剿”部队的志气。

谭家桥战斗为什么会失利？方志敏认为，“主要原因是战术上的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备。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见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此段为博主添加）

当年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在回忆录中对谭家桥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及经验教训作了如下概括:

(1)轻敌的观念，当时在部队中是普遍现象，认为敌补充王旅是不经一击的部队，不是我们的敌手，以至骄傲自痹，这是兵法上说“骄兵必败”的教训。(2)动作不一致，尤其是不服从军团号令，致遭敌各个击破，这证明服从命令听指挥是革命军队战胜敌人的主要务件之一，否则不但不能战胜敌人，而且会吃亏以至于自我灭亡。(3)当敌人业已占领主要阵地，且我主力已退出战斗，凭着儿个干部一时的热情反突击，这不但不能解决战斗，同时自身的损失是不该的，当时先遣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的负伤与阵亡，大部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遭受损失。(4)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在红军中政治工作条例里业已指出了它的重要性。但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虽然当时军团政治部有聂洪钧同志代主任，涂振农同志为副主任，然而当时对部队中的政治文化教育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特别是没有抓紧谭家桥战斗的经验与教训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服工作，致使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士气一天天的低落，这将成为历史上的教训。

方志敏、刘畴西、聂洪钧等在谭家桥战斗失利的情况下，紧急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迅速撤出战斗，改变行程，转向涟德、三溪，最后到达太平柯村苏区集中整休。这时，敌军亦因“苦战既久，亟需整顿”而无力追击。当部队转移到泾县茂林时，寻淮洲终因当时医药缺乏，流血过多而英勇牺牲。将星陨落后，被葬在蚂蚁山下。他的牺牲，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后来，方志敏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追忆了这位年仅二十四岁、曾五次负伤的青年将领。文中写道:

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之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六千余枝，轻重机枪三百余挺，并缴获到大炮几十门。

方志敏还特别告诉人们，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并不是草莽英雄，而是位“很细心学习军事学”的指挥员。1938年10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来到茂林，亲自将部队带到蚂蚁山寻淮洲墓地，怀着崇敬的心情为烈士祭扫陵墓。陈毅在寻淮洲烈士墓前肃立良久，随后对指战员们激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寻淮洲同志是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称著，毕生为革命利益英勇奋斗，光荣牺牲。我们要完成其志，以东线胜利，驱逐日军，回答先烈，庶几无愧……”陈毅同志为寻淮洲烈士立了碑，亲笔书写了“寻淮洲同志之墓”和“寻淮洲同志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