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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勋最老成,走上来递过一册书:“先生,我们先看完了一本书,便先还给你。”

接过来一看,《小学自然教科书》。这应该是他们拿去的书中最简单的,只是一些生活中的科学常识,最先还回来也在情理之中。孙元起点点头,收下书:“好的。还有什么事儿么?”

李国秉从书袋里拿出一本,面有羞愧地说:“先生,这本书我们都没看懂……”

再看,却是《小学语文教科书》。李国秉翻开书,指着每个字上的汉语拼音问道:“这是什么?不像法文啊。”

“这是汉语拼音。”孙元起在和学生们编字典的时候,对古代的字典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类似于反切,专门来拼汉字的读音的。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是便于儿童进一步学习生僻字词;二是便于查找只知读音、不知字形的汉字。”

曾广锡问道:“这是孙先生自己编的?”

孙元起心想,汉语拼音是新中国后才有的,也不知道谁编的。至于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是自己编的。于是,含糊地回答道:“算是吧……”

左功先抢着问:“那如何检字呢?”

“哦,我和几个学生在编字典,就快编好了。”

几个学生一起惊道:“咦,编字典?”相对看了一眼,心想:是了,能者无所不能!

胡勋慢慢问道:“先生,这读音的方案,我们能看看么?”

“自然是没问题的。”孙元起对推广汉语拼音还是很热心的,毕竟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拼音大有功用。“你们要看,我下次带给你们。”

胡勋躬身答道:“谢谢先生!”

李国秉张嘴想问什么。胡勋和曾广锡夹着他,飞也似的走了。

又过了一周多。孙元起他们的字典已经基本完工,现在要做的就是检查讹误。因为汉语拼音还没有推广,只是院子里的小学堂和几个学生在用,所以一本就够了。胡勋他们要的《汉语拼音方案》,次日孙元起便带给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兴趣学呢!

上完课,孙元起下意识地看了看胡勋、左功先他们。果然,他们站起来。孙元起点点头,走到门外的小路上等他们。

脚赶脚,那四个人跟了过来,躬身称了一声:“孙先生!”

孙元起问道:“你们看书遇到什么问题了?”

他们拿出书册,问了几个问题。孙元起当下一一为他们解答。

问完问题,孙元起以为没事了。依然是胡勋,躬身说道:“先生,学生斗胆有个不情之请。”

孙元起看着略有髭须的胡勋:“你且说。”

“先生的教材,学生借了来看。虽然大著煌煌,不容学生置喙。仅就我们四人粗见,却是极好的,且大为实用。学生本欲传抄,但一则时间太久,二则恐生错讹,三则流传不广。特恳请先生将此书付印,以嘉惠学林,定然功不唐捐!”说完,又鞠了一躬。

这半文半白的话,说得孙元起半懂不懂的,大致意思算是明白了,想请自己把这些书付印。于是答道:“付印自然是好的。但是我对如何印书,却全然不懂——你们的物理教材,是通过许大人印的,具体细节我不知道。而且这些书,恐怕没人读吧?”

确实,这些书都是新式教材啊什么的,销路恐怕不是不好,而是相当不好。

李国秉立马拍手叫道:“好极!只要孙先生同意印刷就行,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打发走这四位学生,字典也编好了。孙元起以为终于可以轻松几天了,想休息一段时间,趁机好好规划一下以后的生活。结果没轻松几天,就接到了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各种来信。

最先的那几封来信,让孙元起很是惊讶,因为它们来自英国。当看到其中有康格先生的儿子thomas的来信时,孙元起大致猜到了为什么远在英伦也有人知道自己的通讯地址了。thomas曾随着卢瑟福一起到北京拜访过自己,又随着卢瑟福跨过太平洋,对自己的了解应该是不亚于卢瑟福的。

打开信,信中先是对长久不写信的抱歉,并祝贺自己的伟大发现,紧接着又说明突然来信的缘由。嗯,那是因为卢瑟福在将小册子付印的时候寄给了他一本,随后这本书声名鹊起,于是他向剑桥的老师声称“很荣幸地”见过这位york johnson教授。就这样,包括伟大的开尔文勋爵在内的一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都“很希望”与远东的科学家通信,并探讨问题。然后,就有了这封来信。

果然,那几封信中有开尔文、汤姆逊等著名的学界大牛,信中多是讨论学术问题,一方面盛赞孙元起原子结构“假说”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也进行驳难,认为“电是连续性的”,所以电子不是粒子;“光是一种波”,而不是一种粒子。开尔文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其中也有部分是邀请,比如汤姆逊就邀请孙元起前往卡文迪许实验室作访问。

孙元起对于这些几十年后画像挂在全世界大学里面的牛人,素来充满景仰。满怀热忱地给他们写回信,回答他们的问题,婉拒他们的邀请。之后,把他们的来信与之前卢瑟福等人的函件收在一块儿,仔细地放好。再搁几十年,这可既是精神财富,又是物质财富啊。

紧接着,从美洲又来了一批信函。有卢瑟福的,他大致汇报了一下那本小册子的流行情况,同时交流了一些物理学方面的问题。信中提到,作为元素周期表最初发现人的门捷列夫,在看到小册子后撰文表示,“承认原子可以分解为电子,只会使事情复杂化”,还号召其他学者不要相信这本书。

来信也有《science》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孙元起那篇厚厚的论文给《science》出了一个难题,不过《science》不在意,因为它是周刊,编辑们直接把这篇论文作为杂志的一期,只是前面后编辑按语,后面有好几位物理学教授的书评,或者说是审查意见。在这些评论中,孙元起果然看到一段有趣的文字:

“……尽管york johnson对于光电效应现象的观察是令人信服的,其解释也是成功的,但其物理理论完全站不住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在思辩中迷失了方向。所以,本篇论文只需要阅读第一部分即可。如果有谁按捺不住好奇与诱惑,他定然会在第三部分的实验中得到教训,因为这种在实验里遭受到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当然,即便这篇篇幅浩大的论文只有第一部分可取,也不会丧失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因为论文篇幅较大,所以这次的稿酬也特别丰厚,这足以让孙元起忘记所有的不快。

不知怎么回事,突然间,仿佛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关于york johnson的信息:他原先生活在美国,获得过耶鲁大学的物理学学位;现在在远东的中国从事研究工作,单位是iprt;他写的论文,前一半是天使,后一半是魔鬼,所以读了他的论文,有一半人皈依了他,另一半人则发现了他的魔鬼本质,开始与他战斗;据说,他是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还非常年轻……

从十一月底开始,几乎每周都能收到好几封来信。最初的时候,孙元起还兴趣盎然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他们相互驳难;等如是几个周过去后,孙元起几乎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得快疯了,觉得整个生活都要被这群固执的经典物理学信徒所毁掉。被逼无奈之下,他只有把那些经常遇到的问题整理出来,挨个回答,然后发给《nature》杂志——因为,更多的质疑是来自欧洲大陆,而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无疑是《nautre》的直接阅读者。文章的最后,孙元起无奈地写到:

尊敬的先生们,如果你们还要询问以上这些问题,又或者对我进行毁谤与人身攻击的话,我将有权利拒绝回信。而且,我想,如果你们觉得我的理论或者猜想错误百出、荒诞不经,为什么不尝试着用实验或实证来推翻它们呢?毕竟,观点会错、理论会错,严谨而科学的实验结果不会出错。

现在,我正在对另外一些有趣的物理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这会花掉我一定的时间,所以不能及时给每一位来信者回信。如果你们把观点总结起来,写成论文寄给我,那将是我的荣幸。

孙元起在《nature》上说得没错,他现在很忙,因为他如今把剽窃的目标圈定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上。在本来的历史中,1905年9月出版的德国《物理杂志》中,有一篇划时代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从此狭义相对论得以真正创立。该文的作者是时任瑞士专利局三级技术员的爱因斯坦。据说,这篇论文,来自于某天早上起床时的灵感,然后花了五六周的时间,论文就写成了。

孙元起在写《光电效应:从现象到本质》时已经感到,如果没有狭义相对论,很多表述都是缩手缩脚的,物理学的发展也将受到严重的局限。所以,“发现”狭义相对论的工作变得势在必行。但爱因斯坦是1896年进入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的。此时,伟大的爱因斯坦还没有从大学里毕业。这个重任,只能落在了孙元起的肩膀上。

到了西历十二月二十日的时候,崇实中学开始放寒假。这样,孙元起有足够的时间来构思这篇论文。虽然说是“剽窃”,还是要花费不少时间来整合,因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虽然在他1905年6月写成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奠定,但还应包括同年9月写成的《物体的惯性同他所含的能量有关吗?》、1907年的《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以及1907到1908年爱因斯坦的老师、立陶宛出生的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对相对论的四维格式化,1905年考夫曼、1908年布雷勒的实验等。所以,整合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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