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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晋祠,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曹家的兴盛始于明末闯关东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640余座铺面遍布大江南北,雇员37000余人,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从商业业绩而言,曹氏家族在晋商豪门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罗斯、日本、朝鲜。曹家的兴盛历经二三百年而长盛不衰,二十世纪初的乱世,由于国家银行排挤、俄国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华以及子孙吸毒的影响,才走向衰落。
曹家虽然偏居乡间,但生活极为奢侈糜费,常领全省风气之先。早在1920年,曹家就购买了一辆美制汽车,而当时,连山西督军阎锡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购买了发电机,安装了电灯电话,均为全省首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儿”出殡时,耗银十万两,动用*人抬棺。目前仍保存于曹家大院内的“百寿大屏风”、“金火车头钟”等珍品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曹家过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车头钟,据说是慈禧太后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为保护家眷及财产安全,曹家多年来一直聘用当地形意拳高手做为保镖,此后又组建了护院武装,在光绪年间人数多达五百,到了民国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并配有统一服装,聘请军官教练,每逢三、六、九日,还要进城与官军一起操练。
日寇侵占太谷后,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动用两辆卡车用四十余天时间将曹家珍宝财产掠夺一空,部分彩绘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静升王氏为太原王氏后裔,元代皇庆年间历经两次迁移之后定居静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静升王氏以耕作和磨制黑豆豆腐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终于在清代中叶发展成为富甲一方、声名显赫、人丁逾千的灵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传至第十四世王谦受、王谦和兄弟时,清廷因征讨吴三桂叛乱急需军马,已经开始从事牲畜贩卖的王家兄弟献上24匹良马,此举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扬,同时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王谦受还参加过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御赐龙头拐杖一把。王谦受后来以2000两白银为儿子王梦简捐了一个五品官,王家由此迈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后,王家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种方式,先后有52人被典封官职。
静升王家和许多大家族一样,历经艰苦创业和鼎盛辉煌之后,也逃脱不了兴衰起落的必然规律。王家的衰败始于道光年间,部分王家后人染上鸦片瘾之后,沦落为偷儿、乞丐。王家首先被出卖的是红门堡内的部分宅院,异姓主人迁入之后,堡门门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为“合堡同德”。此后,高家崖以964两纹银易主,孝义祠以2000吊铜钱贱卖。抗战爆发后,王家硕果仅存、资财依旧雄厚的王饮让一支匆匆将各地资产变卖后举家南迁。自此,这个辉煌一时的名门望族,历经600余年的创业与兴盛之后,终于烟消云散,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首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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