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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永带着一行人去到了朝阳市郊的那座罗刹避难营，头儿格里高迎了上来，陈佳永道：“罗刹国又变回为了俄罗斯国，你咋还没有回去呀？”格里高道：“镇里3万多人只回去了近万人……其余的，都想留下来。我也不想离开这座镇子，因为这里没有政治恐怖，不用担惊受怕；也没有寒冷和饥饿，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这里生活温馨，大家团结友爱；我们愉快地劳动着，建设着我们的新家园……您能允许我们留下来么？”
陈佳永道：“这里地广人稀，你们能留下来参加建设我们当然欢迎。可是按照惯例你们就得加入华夏国籍。”格里高道：“我们正求之不得呢！能把亲戚也带过来么？”陈佳永道：“当然可以。不过，我们这边可不搞什么集体农庄、人民公社什么的公有制。前几个月是非常时期，大家是为了生存而集体劳动，政府也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保证大家的生活。几个月来，你们所创造的价值约占投入资金的30％，也就是说，建的这些住房可以折价归你们私人所有了。我看这里可以成立一个镇，就叫做新生镇吧。镇长、副镇长由全镇百姓投票选出。附近的耕地、草原、森林、可以划归一部分给镇里，按人头分配到户，自主经营。镇里的蜂窝煤厂、纺织厂、皮革厂还有小火车站可以改制为股东制企业，大家入股，政府占51％，员工占49％。镇里的收益除还完了政府前期投入外，上缴了国家利税后，就用于镇里的公益建设。”格里高听了，又想了一会儿，无比惊异地道：“这不是在搞资本主义么！”陈佳永立刻想到了后世毛时代在困难时期把大批饿死人叫做“自然灾害”，限制物流的罪名叫做“投机倒把”，限制农民养鸡叫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等。后来没办法了，又称“投机倒把”为“长途贩运”，称“黑市”为“自由市场”，称自由市场的“高价”为“议价”……他顿了顿，随口道：“老子这个主义叫做‘市场经济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通吃！”格里高无比崇敬地道：“特使长官真是英明，我镇坚决照办！”
韩朝阳对陈佳永道：“大队长，任命一个镇长不就行了么。”陈佳永道：“不行！宪政时期，选举公务员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因为他们交了税，要养着公务员。你以前是被任命的，那是战争期间，有边疆封疆大吏的一份使命，但是往后也得要通过公选任职。邬尔滨主席不就是这么选出来的么。”
毛安艮赶紧布置选举去了。第一轮海选，在5个选票点上，镇里的16岁以上居民都投下了自己的一票。获得1000票以上的有35人。第二轮投票，获得3000票以上的有15人，最后将从中选出5名公务员。中午，陈佳永让毛安艮用宋家庄选村长的方法，在大家都能看到和监督到，选民和候选者不见面的情况下(无记名投票)向碗里投豆子，所得豆子多的前5名就是镇里的公务员了。下午4时，镇里的5名公务员选出来了，以得票多数为序，为：“代理镇长”格里高、镇指导员牛英俊、火车站长萨里夫、治安队长奥涅夫、蜂窝煤厂工人瓦希尔。
陈佳永忙了大半天，见选举结果已出，大为高兴。毛安艮对选民们宣布道：“第一名格里高，俄罗斯族，当选为镇长，负责全镇事务；第二名牛英俊，汉族，当选为常务副镇长，主管工业和财务；第三名萨里夫，白俄罗斯族，当选为副镇长，主管农业和民政；第四名奥涅夫，鞑靼族，主管治安和卫生；第五名瓦希尔，日耳曼族，任工会主席。镇委会3年一选。镇里的工厂、医院、学校、派出所等公职人员，由镇委会选拔任命。”韩朝阳何等聪明，上去道：“公民公决，镇政府的公务员是大家选出来的，公务员都要依法办事，为镇民服务。每个公民都是监督员。”
新生镇公民选举出了自已的镇政府，个个兴高采烈，办起了篝火晚会。毛安艮对陈佳永道：“叔，这恐怕是一个试点吧，下一步新区的基层政权也这么选么？”陈佳永道：“对，这就是一个样板。边境内还有滞留下来的120万人，武装冲突中几个月逃过来的有230万人，乌兹别克那一大块地儿有近千万人，还有周边的诸多斯坦国家，我们要以稳定民众为主。老百姓公选出的基层政权才是最稳定的，当然一定是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大家均以为然。
(题外话，与军文无关：有读者大大批评文中主角在早年打拼中不该贩“毒”，指出一个“大毒枭”后来怎么能当上政府主席呢。笔者心情很复杂，内心只有苦笑。毒者，毒也。世人都知道。动植物和化学中的剧毒许多人都知道：武林传说中的“鹤顶红”、“五步倒”等等咱们没有见过，而现实中不能入口的氢化钾、耗子药、剧毒农药，以及被毒蛇咬了一口，都会立时夺人性命……毒海了去了，大家还是很怕的。但是，还有一种“毒”与药物之毒有关，其中之一即鸦片。笔者在第二卷第八十八章、九十三章前后都叙述过。那玩意儿开花时很是美丽诱惑人，据我外婆说用它的嫩菜尖炒食，清香味儿胜过油菜苔。它的果实被人们割破了，痛苦地流出了眼泪，但是那眼泪的结晶仍然在诱惑人。在缺医少药的那个时代，它的眼泪作为一种药物，可以镇痛、医治肚痛、头痛、拉稀等好几十种医疗的功效。据我的外婆[倘若在世，112岁，她不可能活那么大岁数。可惜60多岁就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讲：其实当年四川的工农士绅家，几乎家家都备有烟膏[烟馆成瘾吸食者除外]，大舅小时常闹肚子痛，我外婆就点上一泡烟土，在他的肚脐眼上喷上数口，就不痛了。就像现在每家都备有什么一些怪名字的如构、椽、铄、酸、洛、弗、星……的药片一样，其实就是一般家庭里用来医个头痛脑热肚痛拉稀什么的。那么有药用价值的鸦片为什么又有毒呢？后来政府为什么要严禁呢？笔者一直不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概是84－－85年]，笔者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一篇约5万字的专家长篇论文。他首先定义鸦片不是可以一口吃下去就要毒死人的毒药，而且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其次定义：是药皆有三分毒，长期服用某一种药，医好了肝或许就伤了肾，医好了肾或许就伤了脾。鸦片也一样，长期大量超量吸食，就会造成机体的免疫力下降，甚至最后导致器官衰竭而亡[文中岗川和北惠的悲惨命运就是如此]。专家指出：鸦片这种药物就和杜冷丁、大麻等药物一样，应当在病人的治疗中限制使用，否则，就会形成‘药物成癖’，就会进入人体代谢中形成不可或缺的一种成份。这时，鸦片在人体里还只是“药物成癖”，即只要有充足的鸦片来源、有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鸦片就不能称之为“毒”了。而且鸦片的味道比香烟旱烟要香多了，吸食后令人飘飘欲仙，解劳解乏，甚至可以进入幻想的境界，从生物学上来讲，无可厚非。专家又道：在清庭，王公贵族们大都吸食大烟，就是由于他们有充足的鸦片来源，还有生活和营养上的保障，当然可以“飘飘欲仙”，在幻觉中为所欲为了。贵州王家烈的“双枪兵”，是由于当时贵州盛产烟土，军民皆吸的大环境所造成的，但兵士们靠吸烟土后的一时兴奋是打不了胜仗的。据当年的老红军们讲：在当时缺医少药的红军队伍中，允许负过伤的团级以上干部吸食鸦片用以镇伤痛，以致于后来有不少上瘾者。下级军官和兵士是不允许吸食鸦片的，同时也没有那玩意儿，一切缴获都归公了。
鸦片在当年还具有一种功能－－－充当货币。据老红军们讲：当年他们打土豪时，收缴的贵重财物中，除了金银外就要算烟土了。烟土除了具有药用价值外，还成为了红军中一笔重要的军资－－－可以在红区以外的所谓白区交换到急需的粮食盐巴布匹等。[若是按照这样推论，红军当年也吸毒贩毒，老毛也就算是一大毒枭了，后来怎么能成为红太阳？怎么能当上主席呢！英国政府的大佬们也没有因为向中国大肆贩卖鸦片而谁被轰下台，因为此时的鸦片又染上了政治的色彩。]
那位专家当年指出：鸦片成为一种“毒”，应当是一种危害社会的“毒”。其危害性远远超过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毒性。随着各国政府长期严厉地禁毒，那玩意儿就“物以稀为贵”了，应当是属于权贵和富翁们的奢侈消费品，一般人等千万别去碰！他举例道：1克用鸦片制成的海洛英均价70元[注：据说现在已经涨到了每克千元以上]，国人月均工资才50元。每天正常消费5克，就需350元，乘以365天，1年就是127750元的天文数字，在保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营养、加强身体锻练的前提下，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衰老死去。但是这几十年吸食的钱呢？就是金山银山也得吸光！于是，瘾君子们要么是吸光了家产甚至一切，要么就去**、偷、去抢，造成社会性的危害。
那位专家的文章已经发表近20年了，其从医学的角度阐述毒品危害的客观性，十分让人警醒，笔者仍然记忆犹新。笔者在写作中没有回避所谓毒品问题。因为鸦片战争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实在是太惨痛了！为何不让夷人们去尝尝滋味！唠叨得有不当之处，请读者大大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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