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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书评区里有人贴出了关于肃--反、文--革等资料,还说起了另一本大作“抗--日之幸存者”于是小超觉得有些话不得不说了。
在我看来,历史的真相不应该被扭曲。但无奈的是记载历史的人各有立场,在赤色的眼里炮党心黑手狠,翻脸无情。在炮党的眼里,赤色就是“拆污烂”!游而不击。双方各有说辞,这嘴炮从那个时期起打到现在也没个分解。
于是,关于双方的争端很多的资料我都是尽量的从中立方找来的。这些资料包括了当时的一些中立人士的纪实性文学和报道描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等,这些书籍里面很详细的描写了当时双方的态势和他们所做的事情。
不敢说不带有半点的个人看法,但至少很多资料是中立的。埃德加斯诺大家或许比较熟悉,但杰克贝尔登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贝尔登报道了日本侵华战争初期的情况。当时豫北的农民被光头佬的军队和官府横征暴敛,残酷压迫,逼得走投无路,竟然群起欢迎日本侵略者。首先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的就是他。(原文: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九叁叁年在热河省发生的类似情况。当时,日本人十天内就占领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有一回,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满不在乎地说,“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省长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喝他的血!”)
“抗--日之幸存者”我也有幸看过一些。但说实话,我对里面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虽然说是站在老兵的立场上来叙述故事,但话里话外偏帮炮党的不少。一些说是民众对炮党拥护什么的实在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我上一段,关于那个杰克贝尔登在当时采访一个大学历史教授的一段话吧!
原文:
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曾经思索过,对于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内部力量对比,并使华北人民站到赤色党一边反对光头佬的这种现象,究竟该怎样解释呢?过去曾相信光头佬能救中国的人们,后来宾弃了他而转向了赤色党。对于这些人思想上逐渐转变的过程,该怎样描述呢?我可以象前面那样单纯地罗列历史事实,但又该怎样从更富于人情味的角度来解择呢?就在这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教授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把它记了下来。我写着写着,便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而且是一部中国反独裁运动的发展史。
杨秀峰不经常在家,他常常骑上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巡访各个县,问讯人民的疾苦。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学教授,如今象游方
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
这样一幅图景,宛如回到了十三世纪,老实说,我总觉得有点滑稽。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的教授,干吗要跑到这群粗犷的赤色党人和从前的封建农奴当中来呢?
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向共产主义事业呢?——何况不是作为党员,而只是作为政治上的同盟者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屋里吃饭,然后又坐着抽土制的烟卷,品粗制的绿茶。
他的屋子是石砌的,因为石料在这一带是很丰富的。就在这个场合,他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他的神情异乎寻常地沉静,简直很严肃。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说,“我已四十一岁了。我想,作为历史教授,我比一般人更爱国。你大概知道,代表上层社会的读书人是太少了,国难当头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领导民众。
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决计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乃是义不容辞,也可以说势所必然。我这么说,只是让你知道,我,一个中年助教授,既非职业军人,也缺乏政治经验,大概是出于爱国心吧,就自动投效光头佬政府,听从蒋军保定行营的委派,前往冀南发动那些似乎无动于衷的、在我看来也是无知的民众去打游击。
“你可以想见,当我来到蒋军所放弃的游击区一看,心中是多么惊奇,我看到民众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好几支队伍。炮党的官儿们跑了,于是人们自己选出了好几个县政府。虽说我是半道插进来的,我在老百姓中还是建立了点威信,一年后,三十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我被选为主任。
“我们来到这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以后—所谓安全不过是暂时的,光头佬政府开始认识到抗日运动居然能在敌后存在,就突然决定把—个叫鹿钟麟的炮党官员派回河北当省主席。老百姓觉得炮党扔下他们孤军苦战了一年,这会儿又来这一手,十分气愤,大骂炮党两面三刀,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
“看到老百姓这个态度,我觉得必须向他们严肃地讲一讲。我想光头佬是国家的首脑,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嘛。我把我们行署的那些民选的官员们训斥了一个下午,然后叫他们承认鹿钟麟是省主席。
“鹿钟麟一上任,就请我参加他的政府。我答应了,不过条件是我继续当冀南行署主任。
“可是没过几天,就来了不少光头佬的特务,有走着来的,也有骑骡子来的。他们逼鹿钟麟撤销冀南行署。鹿钟麟把我叫去解释了他的处境。我说虽然我很同情你这位省主席,可是我还得坦率告诉你,冀南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我无权撤销。我要是这么干了,老百姓不仅会起来反对你鹿钟麟,也会起来反对我。
“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我一听简直气坏了。我极力按接着怒火对他说:‘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土改编成省防军,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挫伤他们的热情。,
“接着鹿钟麟又要撤换县长。我坚决反对。我说:‘县长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他们抗日有功。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年轻有为的人?‘
“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因为它们未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我指出,当时炮党已经跑了,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呢?我就对鹿钟麟说,‘你这一条是反动的。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
“最后,光头佬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因此我坚决反对。
“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我感到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我就感到很泄气。我从前满腔热情,现在灰心丧气,万万没有想到,抗战竟是那么难啊。
“有时我也想,对光头佬的特务退让一下吧,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不对!有多少象我一样的人,满怀爱国热情,一心想做好事,想为老百姓做事,参加了抗战,结果呢,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
“我有点自负,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可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感到势孤力单。
“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我只好独力奋战。
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一天,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诬称我逃走了,命令撤销行署。他的告示一贴出来,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他们举出理由说,你鹿钟麟是光头佬委任的,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那时光头佬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
“不过,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护送新官到任,给他们保驾。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为此打了不少官司。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每个区有两个区长,每个县有两个县长,每个市有两个市长。鹿钟麟、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石友三的政府。
“要是一两年前我从光头佬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可想而知,我会吓坏的。
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写了八个大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协力抗日,改善民生‘。谁反对这八个字,我就坚决跟他斗争。
“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说:‘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请你不要抓人。,但他根本不理。后来,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青壮年就跑光了,很难找到人去打日本。
‘接着,石友三的部下搞了一种十分混账的税收制度。连棺材也一律要上税,老百姓晾在房顶上的菜要上税,把牛牵进城要上税。政府办庆典要强迫老百姓送礼。抓来的壮丁要是跑了,就罚他历属的村子一百套衣服,以赔偿他穿走的军服。
“老百姓跑来求我作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觉得十分愧对老百姓,但又有什么法于呢?我有时觉得在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太宽容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又惭愧又懊恼,心中翻腾不已。我感到局势越来越险恶,可又无力去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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