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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谈话，这次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了。随后便是将这份通报发给在闽江的赤色，考虑到在闽江的赤色没少遭受五十二师的追杀估计心底里有怨气。
于是伍浩专门写了一封极为详尽的电报，将张烈和杨子任的看法、国防军的做法等全部汇总发给了在闽江的赤色组织。
拿到这封电报后，闽江的赤色领导层陷入了沉默。如果说赤色里面谁最恨五十二师，毫无疑问的就是留在闽江坚持斗争的部队。
南京国府的大军追击主力部队后，五十二师便成了本地围剿赤色的主力！双方没少互相厮杀，赤色里不少人死在了五十二师的枪下。
而五十二师也不少人死在了赤色的枪下，平心而论双方绝对是不共戴天的死仇！
“司令！我想不通！”在桌子前吧嗒吧嗒的抽着烟的支队长粱正谊对着现任闽江赤色总司令便道：“我们跟五十二师的干系，总部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同志们冒着危险去帮他们！”
“这是组织的集体决定！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总司令叶西萍比这位支队长还要火大！但却又能如何？！
“子任同志和伍浩同志考虑的很周全，也很正确！”叶西萍深深的吸了口气，缓缓的道：“我们更五十二师，再仇深似海那也是咱们中国人的事情！既然他五十二师卢兴荣在打国战！我们就应该支持他！”
说着，叶西萍缓缓的低下了头沉声道。
“那位在东三省的猛虎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必须高于一切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
后世很多人说什么赤色游而不击、保存力量、游击战不可能击败日军……等等诸如此类的。可惜的是，作为对手的日本人却不这么看。
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冈村宁次回忆录》（325页）里曾这样记载：
“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这里说的很清楚，由于赤色的游击队拼命打击并歼灭小股部队导致日军不得不全面开始打击赤色。而赤色也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游而不击。
而《白崇禧回忆录》里（304页）也这样说：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末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亦为中国人，**可以打游击战，**当亦能打游击。”
“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如果说着仅仅是两个高层的看法，那么藤原彰这位亲历者的回忆就已经说明了赤色是否在抗战。
在他的回忆录《中国战线从军记》的第55页曾写过，在1942年他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武器全被夺走，等到援兵赶到时八路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对此，藤原彰是这样描述的。
而美国人所编撰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直接反驳了所谓保存力量，没有积极抗战的说法。
“南京国府大肆宣传说，赤色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于扩张，20%用来对付南京国府，只有10%用于抗日。这已成为南京国府历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
不过，最最好玩儿的是关于游击战有些人宣称的是无效。可惜的是。雄奇公本身并不这么看。1966年撤退到台湾的国府国防部史政局编撰《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这样说：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蒋中证）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决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协由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
“……在这一最高战略下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要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成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这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齤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好吧，这一下子就成了蒋中证的功劳的。然后到了现在，竟然又变成了攻击赤色的一种说法。这历史啊～真叫人无奈～
还有说到的主力问题，这就更让人无奈了。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216页标题为《1940年春中**和地方治安状况》中这样记载：
“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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