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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5]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而对于选择市会制还是委员制，陈炯明也给出了最终的答复。
3月中旬，炯明在覆省议会的函中，引用美国的市政发展为例，指出历年来实行市会制的结果：就是使全市事业为无赖政客，社会恶棍所包揽，以致市政日趋**，公款滥用，市债积欠，几绝改良之望，而大城市如纽约已渐趋向采用委员制，亦有城市趋向更进一步的经理制。
炯明解释说：“诚以市政纯为事务性质，非统一事权难得最良之效果。准此以谈市会制为过去不良之制，既绝无采用之余地，市经理制事权更专于一人，惟委员制实折衷于两者之间。是以几经考虑，始行决定采用。我国自改革以来，无论中央行省，凡选举事务，均受恶势力之操纵，选举机关亦鲜不为势力派所利用。事实昭著，无可为讳。”
至于为什么市长，局长由省长委任，而只一部份参事员才由民选呢？炯明申述其用意如下：
“诚以市长局长既属委任，对省长负责，而省长则对市民负责，所以不得不委派一部份之参事员，以代表省长为市行政之监督。其余参事员仍由各界及市民选举，且每年选举一次。一则实行职业代表制，一则令全体市民养成选举习惯，务期五年以后，实行市长民选，不致有紊乱之虞，实为促进民治之深意。”
3月下旬，省议会另定《广州市自治条例》送交省长办理。炯明认为原定的《暂行条例》只使用于广州市市行政区域之内，不能与单行法相比，不必由省议会议决，而且该条例“经由本省长颁布外，已经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令准在案，于法理事实，均不容变更”。
从这件事，我们可看到炯明所作决策，因事就事，对派系分别，不存异心。他要实行市委员制，委任孙科（孙中山的儿子）为市长，不惜给予军政府的孙系在广东省事权内一个重要的职位，而不肯附从平素支持他的陈系省议会的建议。
改造广州，设立现代化的市政府，刻不容缓，广州市政行政委员会于2月15日按期成立，开始积极推行新政。参事会的选举，要等到9月1日才举行。
且不去论到底陈炯明在历史教材上的名声有多臭，在治理地方上他是一个能吏。而其他的私人品德也还无问题，素来被人称道。这才是心系民众的革命者，真正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有志之士。
钟泱不喜欢孙中山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大而空。在自己没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却仅仅是想着要北伐，统一全国。先不论这样的统一到底有没有意义，事实上革命党也没能在事实上统一了整个中国，反而是把国内的主要军力消耗一空。
蒋中正率领黄埔大军北上征伐，才刚刚完成名义上的统一，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而当时的中国几无可抗之力，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
这样的统一，除了成就一个人的名声之外，对国家和民族到底有什么益处？如果仅仅是凭借着好心就能拯救中国的话，那汪精卫还算是汉奸吗？为了自己的想法而在事实上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即为卖国。主动和被动，只在道德上有不同，在结果上却毫无区别。
想要强大一个国家，就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而不是利用民意，滥用民心，仅仅是为了心中的一己之私。自己没有实力，再高明的计谋也没有任何意义。钟泱并不理会孙中山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国父”，他仅仅是看不起对方的做法。只知道暗杀和玩弄阴谋，终究上不了台面，非国之栋梁。
作为一个领导者，没有堂堂正正的决心和实力，不断利用一些宣传手段欺瞒和愚弄民众，终究无法长久。革命党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和孙系的激进主义有着很深切的联系。不要忘了，无论是蒋中正还是汪精卫，都是出自于孙系。
而一个脚踏实地的陈炯明，也被说成了地方主义军阀。但倘若连一个广东都治理不好，你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可以治理好整个中国？革命党治理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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