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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战的准备已经交给陈泽和刘浩然去筹划，他们将负责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支持。至于军事，则归属于大本营参谋部统筹，其余人不得妄加干涉。这个规矩是钟泱定的，大略及所需的效果由古文会决定，以天宇集团的名义下达。
而详细的战略制定以及任务安排，则为大本营参谋总部的职权范围，具体的战术指挥更是以军中主将的意志为主。
权力虽然分散，但职责明确，各部门分工合作，符合当前生产力的需求。古代的战争模式也算得上很复杂，但与现在相比，则完全不在一个程度上。冷兵器作战基本上只要求筹集粮草和武器铠甲，但热兵器作战在具体的物资消耗上则要复杂许多。
弹药的补充，武器的维修和更换，后方的工业产能顺序安排，新武器的针对性开发。这里面涉及到的诸多专业领域知识，单靠主将一个人根本难以完成，必须要有专业的后勤部门来负责。甚至在作战指挥上，依靠将领的个人素质和当前状态，都显得太过儿戏。
拥有专业素养的参谋团队，显然比一个人的智慧要靠谱得多。参谋可不单只有坐在大本营里面依靠电话联系的那种，还有一些随军的参谋，主要的任务便在于帮助军中主官谋划细节，查漏补缺。一个人的想法再精妙，也那面有纰漏，集众智以统兵，才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先不去说外面的事情，如今的7月份，**党外有沈陈的之忧虑，内有军队体系分裂之祸患，真可谓是外忧内患。但孙逸仙解决问题的手法实在是让人难以度测，想来也算君威难测吧。
广州商界一向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叫做商团。自有商团以来，无论广州城里的军政权力如何如何洗牌，商团始终不介入任何争端。孙逸仙亦认为商团一直保持政治中立，而他这时候非常不喜欢商团的这种政治中立。他在对商团的演讲中说：“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仗义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
“诸君是商团，是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的事。明白此理，以后便不可再守中立。”他想改变商团中立的地位而强拉入自己一伙来。而事实上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时，孙大炮恰恰是这个造反团伙的公认头头，没有陈挂假招牌造反，他孙大炮也当不了非常大总统。
只因后来意见不合，散伙后这造反团伙的头头反诬其前同伙为“挂**的假招牌”。而这些仗义入粤吊民伐罪，并被孙大炮称为“各将领都有**思想”的滇、桂各路勤王豪强。后来更是在陈炯明部避居惠州而东征军久攻不克，孙中山仙逝北京未几，即与1925年5月跟老孙的黄埔子弟兵大打出手。这等乱象给粤省民众的观感，实有如狗咬狗一嘴毛。
在初办时原为维持治安与警察分工，可以补助警察力量。孙逸仙于1923年也即是今年年对商团演讲，要他们参加**，不要脱离政治，独树一帜。强拉入伙，不从就扣上政治大帽，然后就说人家是反**，这是惯用伎俩了。
这不，**党自己办的报纸上，就大肆宣称但买办陈廉伯、陈恭受等“列强走狗”受英帝国主义者指使，利用商团反抗**政府，企图叛变。起因是1923年的5月，广东省长杨庶堪拟征收广州铺底捐，以充军饷，广州商团竟鼓动商人罢市，杨省长依照商人要求，准予缓和。
当时正好恰逢沈鸿英叛乱，**党也在拉壮丁当炮灰，因此认为不适宜过于得罪商团，这才选择了妥协。这下子陈廉伯脑袋发热，认为****可欺，结果是摆出了一副得寸进尺的强硬态度。
这种不给面子的举动，孙逸仙哪里能忍？要不是内忧外患，加上军校的筹办还未完成，早就尽起大军兴兵讨伐了。里有什么的，随便编个叛逆谋反就可以了。也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党自己是信得。
如果仅仅是一个“铺底捐”，广州商团就如此不计后果地嚣张而不给大炮哥面子，那真是太不应该。但这绝不是广州商民太没商业头脑，为一点捐税而押上全体工商界的身家性命。事实是孙大炮驱陈之后，滇、桂、豫、湘等各路大元帅府请来的雇佣军，借勤王之名入粤发横财，粤省工商界被多番盘剥搜刮。
客军初入粤境，孙大炮常激赏之为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这打仗拿好处是惯例啊，买东西还吃回扣呢。何况是为你大元帅打仗？不拿点好处怎么和弟兄交代啊？
以孙逸仙的为人，自然是应下了，反正亏钱的不是他。更有甚者，就属**党捞钱最积极，效率最高。其他的军阀多少还要脸，毕竟还想着在南方混，太过分了传出去对名声不好。但**党却是百无禁忌，扯着**的旗帜，不服从的就污蔑为反**分子，是要坚决打倒的
客军贪横，再加以大元帅府为筹措东征军费，增设税目捐项多如牛毛，尽加于粤省则堪称“罄室倾囊如卷土”。在驱走陈炯明后的几年中，罢市的发生频率，几如战事的枪炮声此起彼伏，而为官民所司空见惯。
孙逸仙的大元帅府在广征厘金之综合税外，又征“百货捐”，之外再分门别类开征“胶鞋捐”、“火柴捐”之类杂税。前述之“铺底捐”，一年之前则已以“商业牌照税”的面目出现，虽商业协会游行请愿，牌照税仍照征不误，搜刮过一轮，现在又换个“铺底捐”的面目欲再征一轮，引得省城商民皆謷謷有怨而欲罢市抗议。
其实这些闹事的人也真是的，太不体谅国父的苦衷了，不就是营业税征了两次嘛。加上以前那些杂七杂八的赋税，都还没超过三十种呢，怎么就能和政府过不去呢？这些民众要是懂事，不和大总统府闹，**党又怎么会出来抓人呢？
你以为让军队出动不要钱啊？
广东此时的中央政府不为列强所承认，大元帅府外长伍梯云先生无外交可办，只好研究内政，其研究心得是：“广州财政却极窘迫，不得不从事搜刮。”这一句话，可真是让孙逸仙引为知己，难怪伍廷芳能当上这么显赫的职位，实在是有真才实学啊。
捐税中至为苛猛者即所谓“民产登记费”。所谓“民产登记费”，实属凭空造出来的暴敛理由，有如政府对其辖下的民人说，我帮你数钱，数完了你每一百块得给三块给我做数钱的劳务费。按大元帅府规定，有房契者须按房产市值缴交百分之三的民产登记费，无合法房契的房产皆由政府没收充公拍卖。
这就进一步得变成：我帮你数钱，收百分之三的劳务费；但如果你不能证明你这钱有合法的来历，这钱就归我了。这简直是太爱民了，为了民众的生活殚精极虑，生怕这些苦困的老百姓能吃上饱饭。饿着肚子闹**才是好同志啊，大家要勒紧裤带加油
多年的兵连祸结中，能拿得出合格房契者少之又少，民皆惶惶不可终日。民产充公之余，搜罗并拍卖所谓官产以敛聚军费迹是解困之一途。举凡一切无主荒地及学校场地、寺观庙产、满人居所、宗祠、书院、会馆等多充为公产拍卖，而引来非议无数。
孙政府不但以莫须有，附逆的罪名来镇压异己，而且用之为勒索税款的手段，把广州弄成一个恐怖世界。例如，1923年8月下旬，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肯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大意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只得申报服从。
后世最为黑心的本朝地产界有一屋两卖之怪事，而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大元帅府，不知是财政厅拍卖公产的经办人员懒于查核，还是故意为之，给钱就卖，以至竟有一个地块连卖六次、颁有六份业权执照之纪录，其荒唐令时下的黑心地产大佬亦自叹弗如。
这是一个永远无人能够超越的境界，这已经不是贪赃枉法所能达成的效果了。自古多有无为而治，只有孙逸仙一人达到了无法而治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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