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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从隋朝大业三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这种为国选材的制度,在华夏大地上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科举是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是历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在科举制度诞生之前,华夏王朝的选材方式都是沿袭魏晋年代,采用的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隋炀帝创立的科举,虽然并不完善,但是总归让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看到了一丝希望,而在此之前,仕途这扇大门,对于那些出身低微的人都是关闭着的。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后者是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

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征辟制也存在着种种弊端。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

此后的晋代,南北朝也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

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直到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

据史载,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十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隋朝灭亡后,高祖定鼎关中,也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

然社会上的风气,却并非一朝一夕可变,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人,可以凭借着自己家族的势力,得到额外的擢拔,而贫寒之家出来的才俊,他们的进身之阶依然十分狭窄。

太宗皇帝也想要改变这种格局,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杜睿变法,杜睿变法,其从根本目的上来说,就是埋葬在华夏传承了数千年的世家门阀制度,不单单是杜睿,太宗皇帝也一样看出了世家门阀对国家的危害。

世家门阀相对于对国家的忠诚,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家族自身的利益,这也是隋王朝何以灭亡的那么迅速的原因。

而要打击世家门阀,单凭土地改革和提高商人的地位,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他们的手中还掌握着舆论力量,以及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杜睿想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的变法之中,核心部分,就是对教育以及科举的改革。

杜睿的改革首先改变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考生的来源,以往的科举考试,考生都是由各州举荐,那些在当地势力强大的世家门阀,自然对考试的名额形成了实质上的垄断。

但是科举变法之后,考试的名额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

考试也分为三.级,即解试、省试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

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

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杜睿的改革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如今遍布天下的书院,在此之前,知识,文化也是那些世家大族子弟所独有的,平民子弟想要获取受教育的机会十分艰难。

而在杜睿的教育,科举制度改革之后,天下间各道,各州,各县都被强制性的要求拥有可以使天下人都能受教育的书院,同时书院也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

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经过各级考试进入道、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

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生。

杜睿重新改革之后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参考了明代的科举制度,虽然明代科举倡八股,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然其制度的完备,绝对称得上是科举制度诞生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

解试是由天下各州学正司举行的地方考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均可应考。

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

省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

殿试在省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

解试第一名叫解元,省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

殿试之后,状元授文学馆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文学馆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文学馆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内容无外乎那么几种,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在一张卷子中,这类题目往往多达30至50道,口试则是口头回答与墨义同类的问题。

帖经,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

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策问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比起帖经、墨义来难度更大,有的也还有一些实用价值。

经义,是围绕书义理展开的议论。如果说策问还有考生发挥的余地,经义便已经无所谓个人的思想,考生惟朝廷指定的“圣贤书”是遵。

杜睿自然不会沿袭这样的套路,通过那种考试选出来的不是人才,而是只会死读书,掉书袋的蠢材,于国无大用。

历史上,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就是因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

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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