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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云一口答应了林朝阳的邀请，有改善伙食的机会，他怎么会错过？
当然了，朋友聚会也是很重要的。
两人正说着话往外走，于华突然跑出来，说想蹭林朝阳的车去小六部口胡同看电影。“那一起去吃个饭吧。”
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在后世的东四环外，于华他们这些学员进一回城不容易，能搭个林朝阳的顺风车，还能蹭饭，于华一路上都是兴高采烈的。
晚饭是在翠花胡同的悦宾饭馆吃的，这里是燕京第一家个体经营的餐厅，早几年刚开业时林朝阳和陶玉书一家人还来给捧过场。
跟几年前相比，悦宾饭馆没什么变化，灰墙窄门，红色的门头上挂着“悦宾”二字。
三人进门等了一会儿才有桌，林朝阳请客，怕刘振云和于华不好意思点菜，一口气点了蒜泥肘子、锅烧鸭、面筋塌白菜等五道菜。
刘振云看着菜单，林朝阳刚才点的这几道菜加一起花了快15块钱，放在三年前，顶多12块钱。他不由得感慨一句：“这两年物价涨的太快了！”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国内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经济发展过快，导致信贷发放过猛，市场上的钱一多，就形成了通货膨胀。
这些年中央一直在为遏制通货膨胀而努力，81年就有过一次通过大砍基建项目来调整经济。但那种手段类似于休克疗法，通货膨胀是被遏制下去了，可经济也一下子失去了活力。
所以在85年中央又提出了“软着陆”，即通过数年的政策释放来缓解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现在看，经济过热问题是得到了缓解，但通货膨胀却不可避免。
今年前几个月国内的cpi增长超过了5，对于已经几十年没有经历过物价大变动的国人来说，这样的通货膨胀速度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物价上涨还是有好处的，大家不是都说嘛，“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于华笑嘻嘻的说。
“要真那么简单就好了，通货膨胀一起来，可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的住的，尤其是基本生活物资价格的上涨....刘振云是燕大毕业，又在《农民日报》工作，说起经济理论一套一套的，于华被他说了几句就不嘻嘻了。
聊了一阵，刘振云才叹了口气说道：“朝阳，真羡慕你啊！”
刘振云口中的“羡慕”，不单是指对创作才华，更主要的是对名利。上学时，大家对于这些事也没什么概念。
直到工作以后才明白林朝阳能在短短三两年之内便红遍中国是个什么概念，最主要人家作品部部畅销。如果现在要评选中国文坛首富的话，把林朝阳放在第二位，应该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刘振云去年结了婚，妻子就是在燕大时的女朋友郭剑梅。
原本夫妻俩都上班，一个月收入加在一起快两百块钱，生活也还算滋润。可今年女儿出生，刘振云就感觉生活质量不如从前了。
说起家庭生活，刘振云的脸上有疲惫，但同时也洋溢着幸福。
“你们兼职写作收入已经算不错了，既有工作，又有稿费。等那天作品出版，就能赚一大笔钱。”
刘振云和于华现在都是以短篇写作为主，中篇都没写几部，自然谈不上出版，二人都觉得这种事太遥远了。“我不用出版，能像谟言那样改编一下就行。”
谟言的《红高粱》被林氏影业相中改编，一下子拿了三千多块钱，于华得知后馋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林朝阳笑眯眯的对他说道：“你好好写，以后肯定有机会改编。”
于华闻言备受鼓舞。
吃完饭，于华邀请刘振云去看电影，刘振云拒绝了，他还得回家带孩子。等他离开，林朝阳拉着于华回到了小六部口胡同。
下车后，于华便一头扎进了西院的作者之家。
年初林朝阳将杜峰录像厅淘汰下来的两台录像机放到了西院，这录像机立刻成为了李拓等人的香饽饽。他们到处淘换录像带，然后一堆人凑到西院放电影，还把每周六晚上定为了“电影之夜”。
一进屋，里面坐了七八个人。
于华便见李拓在鼓捣录像机，他兴致勃勃的问：“今天看什么？”祝伟脸上的笑容很神秘，“好东西！”
于华听完更好奇了，追着祝伟问，那边李拓弄好了录像机，说道：“《野草莓》，看过没？”“没看过，不过我听说过。”
李拓点点头，“英格玛·伯格曼，你肯定听过，那是大师级的人物。三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常客。这部《野草莓》是他的代表作之一，58年获得过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比陈凯戈那部《孩子王》的银熊奖还高一级。”
李拓前几年的主要精力从转移到了电影上，还辅佐妻子张暖心拍了两部电影，因而对英格玛·伯格曼这样的世界级名导自然如数家珍。
听着他的介绍，于华顿时肃然起敬，大师啊！神色间满是期待。
说话的功夫，电视荧幕上开始出现画面，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这部《野草莓》的录像带已经被转录了多少手，画面变的有些模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而且录像带还没有翻译，大家并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
但这不妨碍大家的投入，他们恨不得把脑袋塞进电视里去，脑洞大开的猜测着里面的情节。
也可能是因为无法完全理解电影的情节，反而使他们对这部电影产生了一种遥远的崇拜，对里面的画面赞叹不绝。“拍的真好啊！”电影放完，于华意犹未尽的说道。
尽管并没有完全看明白电影，但并不妨碍大家讨论电影的热情。聊了快二十分钟，祝伟催促李拓接着放电影。
于华是从东四环的十里堡来的、吴彬夫妇是从西北三环的双榆树来的...
大家都是从燕京的四面八方来到小六部口胡同，当然不可能一晚上只看一部电影，那也太亏了。荧幕再次闪动，一群人继续沉浸在光影编织的世界中。
在于华他们这群人看电影的时候，在同一时间的东院，林朝阳正在奋笔疾书。
他这次回燕京要待半个月，打算利用这段时间把《寄生虫》的剧本写完，顺便再给新书开个头。自从结婚之后，林朝阳已经少有独处的时候了。
这回老婆孩子都不在身边，孤单是孤单了一点，但写作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上来。
按照这个速度，他感觉自己再有三四天就能写完《寄生虫》的剧本，有种重回巅峰的快感。孤独，果然是男人最好的伙伴！
晚上十点多，他终于从书桌前起身，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肩膀。
西院那里隐隐传来一阵欢声笑语，也不知道又在搞什么活动，动静一直持续到十一点之后才停歇。次日一早，林朝阳正睡着就被敲门声给叫醒了，开门一看是于华。
昨晚他们几个人看完电影有几个离家远的没走，就睡西院了，早上做了饭，想着叫林朝阳也吃点。
林朝阳洗漱过后来到西院吃饭，留宿这几位里于华和祝伟是他最熟的，吴彬、刘霞夫妻他是第一次见。吃着饭闲聊，大家聊起创作，祝伟询问林朝阳最近的创作。
林朝阳说在写《寄生虫》的剧本，之后还要写一部长篇，吴彬不禁好奇林朝阳为什么能保持这么旺盛的创作状态。“与其想着怎么保持旺盛的创作状态，不如调整一下心态。
很多人把文学创作当成信笔涂鸦，灵感一到，笔翰如流，一气呵成，遂成千古名篇，实际上不过是自欺欺人。
它首先还是个技术活儿，就比如于华现在要写短篇，可能几天或者一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不管故事还是语言都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
但要是写长篇，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这种时候光靠灵感、光靠兴趣是不够的，不光要有热爱，还要有跑马拉松一样的耐力和百折不挠的恒心。沉下心把它当成一项需要兢兢业业对待的工作，这样的心态对创作者来说可能更有帮助。”
林朝阳的话带了点说教的意味，但在场几人并没有任何不适，人家林朝阳有资格说这样的话。至少在中国文坛，在林朝阳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没有人能达到与他并肩的创作产量和水平。他愿意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大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今天是周日，不用上课，也不用上班。
吃过饭，于华几人在西院看电影、看书、侃大山，乐不思蜀，而林朝阳继续回东院写东西，花了四天时间，林朝阳将《寄生虫》的剧本写完之后，开始了新书的创作。
这样半天上课、半天写作，生活格外有规律。
又过了几天，他接到了余玉溪从山东高密打来的电话，她这段时间一直在高密跟组。“谢天谢地，朝阳老师您在燕京！”打通了电话，余玉溪的语气有些激动。
“出什么事了？”林朝阳问。
余玉溪这才说起她打电话的原因。
章艺谋拍《红高粱》，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种高粱，他要还原谟言中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
刚开春他就拍了副导演杨凤良去高密的孙家口，剧组花了四万块钱，跟当地的老百姓签合同，让他们种了100亩高粱地。章艺谋想的挺好，可他们这种只管给钱，毫无约束的操作，注定要要吃亏。
他们委托种植的100亩高粱地，当地人撒上种子之后就没怎么管过。
等章艺谋雄心勃勃的去验收高粱地的时候，却发现那些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还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作。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
照这么发展下去，这些高粱根本无法达到拍戏的水平。红高粱、红高粱，没了高粱，那还拍啥？
章艺谋急的一夜之间嗓子都哑了，想哭的心都有。
林朝阳听完余玉溪的汇报，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现在找点农业专家给出出主意，还能补救吗？”
余玉溪语气不确定的说道：“我们也不知道，找了当地农技站的同志，他们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撒化肥、打药，还得精细化管理。可我们..”
林朝阳立刻明白了她语气中的犹豫的来源，剧组都是外地人，根本不可能指使得动当地人。“我知道了，这件事我给你们想办法吧。”
挂断了电话后，林朝阳想了想，这点小事他肯定不能往大了找关系。
于是他先给王濛打了个电话，让他帮忙联系一下山东文协的一把手冯德英，然后再通过冯德英联系到了高密县的同志。
说明了《红高粱》剧组现在面对的情况，请县里的同志施以援手。
完成。”
”我明白，我明白。朝阳同志请放心，《红高粱》是一次对我们高密县难得的宣传，我们一定把这件事当成一件政治任务来听到县委同志的保证，林朝阳心中松了口气，“政治任务”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出口的 他连声道谢过后，又给剧组去了电话，让余玉溪和章艺谋联系县委的同志。
过了大半天，章艺谋再次打来电话。
说县委的同志专门把她和章艺谋请到县里开了个会，表态要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来抓。不仅特批了5吨化肥，还专门把孙家口的乡领导召到县里耳提面命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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