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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虽然黑暗动荡、民不聊生,但在思想和文学上,却是一段百花齐放、名人辈出的黄金时期。
那些民国的文人或者说“大师”,通常都有着所谓“独立”的品格,性格或多或少有些怪异,说得难听些叫疯疯癫癫,说得好听点就是狂放不羁——晚清民国的混乱局面,还有中国传统文人“傲诸侯而慢公卿”的风骨,都是铸成这群人意识品格的重要因素——让很多黑白两道大佬,尤其是政治家们颇为讨厌。
比如说,此时的蒋介石委员长就一直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如今他已经成了全国领袖,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敢在报纸上公然骂他——难道不是应该一个个歌功颂德、马屁如潮、山呼圣明才对吗?
但上海滩的文人们可不这么想,民国这些年来,他们早已看惯了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当年的段祺瑞总理何等威风八面,如今还不是泯然众人矣?昔日的吴佩孚将军打遍天下无敌手,一朝兵败之后,如今还不是只能下野做寓公?你蒋介石又有何德何能,对国家对民族有何功勋,居然敢奢望坐天下一辈子?
反正这蒋某人指不定哪天就下台了。所以,甭管他如今头上挂着多少官衔,该骂的时候还得骂!
结果,让坚持对日妥协,“攘外必先安内”的蒋某人感到万分恼火的是,几乎是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开始,无论他如何封禁抗日言论。发动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又反复诉说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一会儿苦口婆心地声称:“……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一会儿声色俱厉地呵斥:“……奢言抗日者,杀无赦!”却还是得不到半点谅解。全国上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依然愈演愈烈。很多曾经为他在“四一二”血腥清党而叫好的铁杆右派知识分子。此时也都转身破口大骂他“媚日”、“卖国”,甚至高喊“反蒋抗日”……这让他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举国上下尽是共谍的错觉……
——老蒋忘了一件事,极端右派往往也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之所以愿意支持蒋介石。是希望扶植一个能够对内镇压底层人民。对外打出国威和军威的拿破仑,而不是一个只会耗子扛枪窝里横的衰人!
举例来说,德国纳粹党固然**不假,但有哪个纳粹党敢公开支持美英法等国把德国变成殖民地?
很显然,蒋介石剿共屡败,对外投降的拙劣表现,让渴望重振中华雄风的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
这样一来,左派嫌老蒋反动。右派嫌老蒋无能,蒋介石这个最高领袖。一时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
总之,早在前年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进行第一次淞沪抗战的时候,上海滩的诸多爱国民主人士就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一起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高呼抗日,痛批老蒋。
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史量才等著名文人又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一边利用他们的崇高声望,积极营救被捕的爱国民主人士,一边公开发出号召,反对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随后,宋庆龄更是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大骂特骂南京当局的对日妥协路线。就连在“四一二”事件中帮助蒋介石起草罗列“清共”名单,竭力主张血洗赤色分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此时也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爆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因此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进而又一次完成了从右派到左派的转变,从拥蒋变成了倒蒋,从**变成了通共……可见蒋介石这位“党国领袖”在当时的中国有多么的失人心。
这些来自背后舆论阵地的小刀子,让身在南昌的蒋介石恨得牙痒痒,很想再来一次“四一二”,但偏偏又投鼠忌器——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是“国母”,又是自己老婆宋美龄的姐姐,动她的政治风险实在太大,几乎不亚于日本军官刺杀天皇……他之前刚刚一脚踢走了“奢谈抗日”的宋子文,将这家伙罢官赶回上海,就已经大大得罪了四大家族之中的宋家,如果他再杀宋庆龄,那么不但四大家族就此内讧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就此崩溃,“孙中山继承人”的头衔就此彻底泡汤,连老婆也说不定都要再换一个了。
而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也是桃李满天下,人脉之广遍及全中国,动他的后果恐怕也不亚于当年的刺杀宋教仁……所以,鉴于柿子要挑软的捏,蒋介石最后派出特务刺杀了杨杏佛,用血腥手段暂时吓住了上海滩的进步文人,勉强压制了这一轮抗日运动——但这也让上海滩的进步文人,从此跟蒋委员长彻底决裂。
因此,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刚刚被杨杏佛之死吓得略微消停,但思想倾向进步的《申报》大亨史量才又跳了出来,先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把那些自视甚高的党国精英骂的狗血淋头。之后更是顶风发行副刊《自由谈》,刊登鲁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使《自由谈》成为反对蒋介石“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让蒋介石一时间气得额头上青筋乱跳。
说起来,这位敢于凭着一份报纸跟政府叫板的史量才老板。也是民国时代的一位奇人。
——史量才,名家修,江苏南京人,著名报业大亨。二十世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从1912年就开始任《申报》总经理,从业之初就发誓“不为权力所吓倒,不为金钱所打动”。曾经以智斗袁世凯,抵制袁氏恢复帝制而闻名。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此外。他还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因此,他主办的《申报》从北洋政府时代开始,就以关注社会热点,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而声誉雀起,被英国人誉为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在当时。《申报》乃是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舆论威力非同小可。往往刊登一篇“雄文”,就能引发举国轰动。
为了解决《申报》的舆论攻击,国民党当局先是试图用官帽子利诱,对史量才许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但均无效果。于是又改用威逼,导致《申报》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停刊达35天之久,但史量才依旧拒绝屈服,反倒是蒋介石被各方压力逼迫得收回手令,允许《申报》复刊。
随后,蒋介石让杜月笙陪同史量才老板到南京进行了一次会面,双方正式摊牌——为了从《申报》手中夺取社会话语权,蒋介石傲慢地沉下脸来直露底色:“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胆大包天的史量才却丝毫不怕与政府叫板,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至此,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要去除此人,只是碍于前方战事紧急,为了防止后方发生变乱,一时尚未动手而已。
但到了如今,“剿匪”前线进展顺利,“赤匪巢窟”瑞金已是指日可下,志得意满的蒋委员长自认为有了闲暇,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狠狠料理一番背后这些蹦跶得正欢的小臭虫了。
为此,蒋委员长在这个夜晚秘密召见了他的心腹爱将,复兴社(即蓝衣社)的特务处长,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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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您深夜叫我过来,是否有什么急事?”
戴笠一进门,便开口问道。虽然他的脸上略微有些风尘仆仆,但仪容服饰依然打理得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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