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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节休息数日后，邓名向文安之告别，带领军队返回成都，中途又在万县让牲口休息了一次。
明军驶出铜锣峡时，前锋大将是任堂少校，无论是袁宗第的情报还是川军的探马，都证明李国英全军都呆在重庆城中，这样清军的火炮根本无法对明军造成太大的威胁。如果明军船只靠着江面的东侧、南侧行驶，那更是不会受到丝毫的威胁。
上次和李国英交战时，任堂还没有带军队打过几仗，军事经验不多，而且几乎都是行军；不过受益于此后一系列的经历，任堂学到了很多东西，积累的的经验也不少；而这次出兵后，任堂一直参与决策，经常与邓名、穆谭和周开荒讨论军务，不但清楚作出每一个决定的幕后理由，还多次亲自带兵。
“为什么李国英不肯派出一支兵马渡过长江在这边修筑堡垒，配置火铳、火炮呢？”早在进入夔门的时候，任堂就向邓名断言李国英不会冒险渡江，现在他又和周围的军官讨论其中的利弊：“若你们在李国英的位置上，又会如何行动？”
有几个军官认为李国英的对策很妥当，上次李国英带着三万大军渡江攻打邓名，结果被打得只有三千五百人逃回重庆。现在虽然有清廷的大力支持，但李国英可能也就在重庆集中了一万多不到两万的兵马，自然不敢再渡江来讨打——万县的水师比嘉陵江水师强大，要是明军以重兵围攻李国英南岸的堡垒，他只能蹲在重庆城里看着。
而有两个军官则认为李国英错失了良机，他们若是在李国英的地位上，就会派出兵马渡江偷袭，哪怕不能伤到明军，也能给明军制造麻烦。至于小股清军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两个军官都觉得能靠随机应变来解决，有一个人甚至认为，就是明军围攻渡江的小股部队也对重庆有利，这样就能牵制明军水师的航运力量，进一步拖累明军的长江航运。
任堂并没有评判他们意见的对错，只是把那两个主张偷袭的军官名字默默记在心里，给他们贴上一个倾向进攻的标签。大部分缺乏战斗经验的军官都更偏爱防御，虽然他们现在支持李国英守城的对策，但是不一定就属于稳健派，或许随着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激进。
不过李国英不同，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宿将，川陕总督总是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明军在夔门的讨论会上，任堂就指出，李国英有夸大敌人的反应速度和遇到的麻烦的倾向。比如上次与川军交战时，李国英在撤退的时候没有焚烧大营，显然是要尽可能地误导川军——其实，就是李国英焚烧了大营和物资，以当时任堂的军事能力也未必就能阻拦清军撤退。
现在重庆的部署也是这套路数，李国英丰富的战斗经验让他意识到任何行动都有大量的风险，在他想出安全的解决方法前，他宁可选择避免冒险。这种谨慎态度和周密的思考让李国英表现出了强大的防御能力，明军的各种进攻形式他都思考过了，因此也有了初步的应对方法。
而赵良栋和李国英不同，他有缩小困难的倾向，丰富的战斗经验在赵良栋身上起到的作用和李国英正好相反，不但没有让赵良栋变得更谨慎，反倒让他充满了克服所有难题的自信。上次与川军对垒时面对严峻的军事局面，赵良栋仍信心十足地发起反击，打算靠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把明军逐个击破——我的兵练得更好，我的反应更快，所以即使大家都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也是我解决得更好、更快，结果还是我赢。
之前赵良栋已经奉命回陕西编练新兵去了，邓名他们都认为，若是赵良栋在重庆的话，很可能明清两军早已经打起来了——这对明军来说既是威胁也是机会，重庆的防御绝对不会像李国英主持得那样滴水不漏。
任堂的坐舰驶到重庆附近时，从重庆到铜锣峡的江面上已经满是明军的舰船。川陕总督被惊动，已经跑上城楼向着江面上眺望——这个阵势和明军驶出夔门时有些相似，但给重庆清军送去的肯定不是喜悦。
城楼上的胡文科等人已经吃惊地说不出话，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至于那些低级军官和士兵，更是看着江面发抖。总兵王明德和张勇的表现稍好，并没有像士兵那样颤抖不止，但脸上也都没有一丝血色。
顺治十五年吴三桂从重庆前往遵义，满清从两江抽调了大量船只，强行通过三峡向重庆运输粮秣，那时王明德见过苏松水师为两江运输船队护航的声势。但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松水师，也远远无法与今天从铜锣峡中开出来的川西水师相比。
谭诣叛变的时候，王明德和谭诣的联合水师追击袁宗第，水师追到铜锣峡时也就觉得足够远了，班师返回了。但现在明军的先锋都到了重庆城下，后面的舰队仍在源源不断地开来，就好像无穷无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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