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八章 延年桃枝(2 / 2)

文昌帝君一开始的信仰跟科举考试并没多大关系，但其与利禄却有一定联系。早在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远游》中就写到：“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毂。”这里的文昌，是指掌管行旅的星神，并配有众神及扈从随行左右，和后世掌管科举的文昌星还有较大差异。西汉时期司马迁所撰《史记》，较早的提到了职能为司命、司禄等的文昌星，后东汉所著《汉书》与此说法也是相似的。

文昌星的信仰一直存在于民间，可谓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在魏晋之前，人们对文昌星的信仰，多侧重其“司命”的职能。即十分看重《史记》、《汉书》中所描述的文昌宫第四星。到了隋唐，随着时代的变迁，科举制度产生，功名利禄对古人命运可谓举足轻重，人们又逐渐对《晋书》、《隋书》中提到的文昌宫第三星产生兴趣，侧重其“贵相，太常理文绪”的职能，以及第四星“司禄、司中，司隶赏功进”的职能。这样，文昌星逐渐被人们视为主掌功名、文运的“利举之神”。

唐裴庭裕著《东观奏记》记载了唐宣宗时期科场曾发生过的一次事件，就引用了”文昌”之名，其文言：“初，日官奏：‘文昌暗，科场当有事。’沈询为礼部侍郎，闻而忧焉。至是，三科尽覆，日官之言方验。”

可见，唐人将文昌星的明暗、走势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文昌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科举守护神了。

说到这里，应该能看出来，实际上文昌星大多是掌管利禄的，科举与今日高考不同，中选后是可以出仕为官的，所以拜文昌帝君主要是为了可以得到高官厚禄。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二上，记载着梓潼县有个善板祠，祠中祀一雷神张垩子，故又叫垩子祠。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梓潼”条下，说“售州张垩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或说张垩子养蛇，垩子祠是他养蛇的地方。时人为其立祠，供奉张垩子神。民间传说四川梓潼的文昌庙与最早的善板祠、垩子祠有关系，认为是各地文昌庙的祖庙。实际张恶子，一名亚子、垩子，历史上实有其入，他是晋朝时的官，在战争中不幸战死，因有战功，后人为他立祠纪念，就是恶子祠。祠建在梓潼七曲山上，民间俗称梓潼神。这些在《事物纪原》和《夷坚甲志》中都曾提及。

安史之乱以后，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投靠这位地方保护神，张垩子立于万里桥上迎接，唐玄宗便封他为左丞相。一百七十年以后，唐僖宗因避内乱入蜀，张垩子神显灵给以帮助，僖宗就封他为“济顺王”。后来，宋朝咸平年间，四川地方叛乱，王师发兵征讨，忽然听到有人高呼：“梓潼神遣我来！”王师借着梓潼神的功能，收复城池，平定了叛乱。这件奇闻传遍四川。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追封张垩子为“英显王”。这些在《事物纪原》卷七中有记载，称梓潼神张垩子在一个地方的显灵应验，因而赢碍了民间的信仰，张垩子也就成了著名的地方保护神。因他生在蜀地梓潼县，故又称他为梓潼君。

后来在宋人叶梦德《崖下放言》中记载的故事中，将梓潼神完全纳入了主管功名利禄的文昌神系列，而且由地方神一跃而成为全国的大神，自此梓潼神与文昌神合二为一。所以宋代以后祭祀的文昌神，不再是单一专指职掌科举功名的文曲星神，而是包含了梓潼神在内。宋元时盛科举，笔记小说中记载梓潼神显灵的事不少，因此北宋时他有“圣文仁武考德圣烈王”封号，南宋建炎以来他又另封“仁文圣武孝德忠文王”，到元代仁宗延祜年间，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统管起人世的功名利禄，成为全国共祀的尊神。

宋元时代，文昌帝君已从地方神向科举神演变，尽管在明弘洽及清康熙、雍正年间，政府曾下令禁祀文昌，但海内崇奉不衰。至嘉庆六年(1801年)，嘉庆皇帝特命重修京师地安门外文昌帝君庙以后，天下州县几乎处处建文昌宫，“今文昌之祀遍天下，隆重几与文庙等。”到清代，为文昌帝君诞辰二月初三已成为一个节日，士人有文昌会的活动。

魁星本是一颗星辰的名字，即北斗七星的第一星“天枢”。《说文解字》称“魁，羹斗也”，明代学者赵宦光解释说，斗首曰魁，所以魁引申为一切为首者。另谓魁星本名“奎星”，是二十八宿之一，指的是北斗星的前四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东汉时期的纬书《孝经援神契》中说“奎主文章”，是故后世传说奎宿是文章之府，主文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