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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想在国内几家期货交易所的基础上，借鉴香港联交所的模式，成立一家中国期货联合交易所，打造出世界第三大期货交易中心，抗衡芝加哥和伦敦是吗？”杨星听完郑飞龙啰啰嗦嗦半天的描述，好不容易才总结出他的意思。
看着郑飞龙兴奋的点头附和，杨星心里也不由感叹，果然时势造英雄，这位当年贪杯好色的京城四少之一，居然也被自己带得刻苦研究本职业务，造就出一名有国际视野的合格官员了，真不枉费他在郑飞龙和他的家族身上下的功夫。
其实这个想法他之前也有过，但考虑到国内期货市场建立时间短，加上国内采取至上而下建立期货市场规章制度的的办法，许多都和国外期货市场的制度相冲突，结合国内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怪胎，何况其中还掺杂了许多利益集团的私利，杨星当初在绿豆期货和国债期货上大捞一笔就有期货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功劳。
国内有人在建立期货市场初期就指出，“我们连现货都搞不好，已扰乱了正常的物资分配秩序，影响了国计民生，还搞什么期货，莫不是白日做梦？”而事实上在大连、上海和商城建立的三大期货交易所里也的确发生过多起违规违法操作引起的风波，由于期货买一赔十的特点，损失也十分惊人，引起社会极大争论，这也导致1994年至2000年，期货市场进行了长达6年的治理整顿。
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后，国内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终于平息，期货市场调控大宗商品价格的优势也得到了肯定，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但是国内期货市场毕竟时间短，经验少，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生成体系不熟悉，导致我国成为世界加工中心后，进口原材料数量大增，甚至成为其中不少原材料的头号买家，却始终没能掌握住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白白浪费了许多外汇储备，经常被人视作冤大头。
郑飞龙表示，国内对此现象非常不满，中央主管经济的领导曾多次批示，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必然要成为贸易中心，而贸易中心必然也会产生金融中心。在定价权这个问题上，中国绝对要有自己的主导价格，中国人在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当中，要起到举足轻重作用。
现在这种被动接受欧美定价的局面必须打破，这已成为国内的共识，希望就寄托在了才成立16年的国内期货市场上。但我国期货市场存在三大不足，首先交易品种太少，三家期货交易所加在一起才有七个品种，还以类似于橡胶、大豆、小麦等工农业基础原料为主。
二是投机性太强，建立期货市场的本来目的是让生产者和工商业者通过这里进行套期保值规避价格风险，需要许多投机者积极参与才能形成规模，可一旦监管跟不上，期货市场就会被投机者占据支配地位，过度投机会取代原本的套期保值业务，期货市场就变味成一个大赌场，当初国家对期货市场的整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三就是市场参与者不成熟，由于期货市场非常年轻，而国内金融业发展又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导致国内目前专业投资管理公司和专业期货经纪人队伍的建立都没有规范。期货公司规模普遍偏小，业务单一，服务结构雷同，没有形成上规模的企业。
国内期货市场还缺乏国外完善的外部三级监管体系，只有证监会的一级监管。业务上中国期货业务单一，禁止自营，而国外期货公司大多是全能型金融公司，包括经纪，结算，基金管理，顾问，场内交易等，这导致国内期货公司收入来源窄小，不利快速发展。
而郑飞龙对此提出了不少改进建议，比如统合国内几大期货交易所，制定统一技术规范和交易平台，增加交易品种；同时推进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制，让期货公司成为交易所股东，共享交易所盈利，分担交易所风险；以及加快推进期货公司从事资产管理的业务许可，从简单的工农业原料提升到国债、公司债券和相关金融衍生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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