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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峰这伙人来到这个时代，不光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体制上的变化。列宁在创建苏维埃政权时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他认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因此，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对外政策上他们以输出社会主义**为手段，所以不管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他们都极力的向各国输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由于“基地元素”的影响，中国没有出现苏联模式现象。而是在全国施行了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各种经济形式和国营经济紧密联系，是受工人阶级监督的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生产目的再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只占全部利润中的25%左右，其余的75%是工人的福利费、国家的税收，及为扩大生产所需部分。而绝不是象后世那样，资本家拿大头，国家和劳动者拿极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量的存在资本家通过行贿国家公务人员，国家甚至一点也拿不到的现象。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揭露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在法律上规定绝对禁止某某形式，变相的取消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和监督权。新中国实施的群众监督的政策，有效的杜绝了社会的**现象。把党和政府置于最广大人民群的监督之下。并在公检法施行了人民监察员制度，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有效的防止了司法**。
邓峰这些来自后世的人都十分的清楚，列宁和斯大林的一贯方针是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各国的利益就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苏联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一项基本原则。这也就是斯大林继沙皇俄国极力的扩张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集团有限主权论的理论基础。
他们来到这个时代以后，不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去满足苏联的人的利益，这也使中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是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建立起最广泛的联系。
这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早在1951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告之后，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紧张，苏联没有在象后世那样“无私”的支援兄弟的中国人民，再也没给除了1949年中苏友好条约中规定以外的援助给中国。中国接收了琉球群岛之后，彻底拆除了日本第二产业的设备，接受了30多万日本的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使中国的实力大增，日本的这些设备和人员早已大大的超过了后世苏联给予中国的156个项目和全部在华工作的1400多名专家的支持。中国解决台湾后，使斯大林更是异常的紧张，斯大林看到中国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决心和意志，在苏联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严重对持，兵力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仍陆续的在苏联的亚洲地区部署了近100万军队。斯大林本想把这个日后可能影响苏联利益的隐患——新中国扼杀在摇蓝之中。可那是要有足够实力的，没有几百万军队想拿下中国，那是吹牛b,经过几十年战火洗礼的5、600万虎狼之师的人民解放军，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和中国闹翻了只会让中美勾结的更紧，那就真的要苏联的命了。鉴于这些情况，斯大林这个铁腕式的人物也不得不妥协，维持着中苏表面上的友谊，不要刺激中国，不再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同时加大了向中国留学生输出苏联**理论，培养安插间谍。对此中国也不再派大批的留学生前去苏联了，这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象中国后世那样一伙，在苏联解体之时，还不趁他休克时，要他命，还高喊着“toвapnщ、toвapnщ”（同志，同志）还想死抱俄罗斯大腿，7、80岁还挺个大肚子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留恋苏联的留苏派和亲苏派的人了。在这个时代中国科技水平高出世界一大块，有钱还怕没书念吗？中国每年都有大批的留学生到世界各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用担心学成之后不回来。
苏共中央特别会议后，他们态度强硬的发表了一份很官场化的抗议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应对国际**运动和世界和平的命运负严重责任。苏联政府呼吁各**国家政府和人民强烈抗议中国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的行径,各国人民应坚决谴责并阻止中国政府发动的这一侵略行为，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同时通过苏联驻北京的大使馆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外交照会，表示，苏联政府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国际**运动团结的愿望出发，愿意就中苏两国的边界和领土问题进行谈判，以全面妥善的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对此中国方面也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的友好邻邦，都肩负着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这一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我们对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只想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造成我们两国的领土纠纷的根源是沙俄政府侵略扩张的政策，我们愿意以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为基础解决东部边界的问题；以1727年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两国中段边界为基础划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无条约规定，中苏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的考虑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通过友好协商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重新划定两国西部边界的走向。
为了能够解决中苏两国的边界问题。我们将派出以李大为和毛岸英为正副团长的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轮流在两国首都就两国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
随后苏联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也派出了莫洛托夫和安德罗波夫为正副团长的强大的谈判阵容。
之后在莫斯科举行了首轮边界问题的谈判，李大为首先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了中方的原则立场，本着先易后难的处理原则，首先解决沙俄时代和苏联时其超越1727年以后所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些必须无条件归还给中国；其次，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最后就历史上没有划定的两国边界，现在被苏联占领的中国原有的领土进行重新划定。
苏联方面也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意中方提出的本着先易后难的处理原则，但否定了沙皇俄国迫使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他们认为，不管是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还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以及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记》、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都是经过双方当时的政府所签订的有效的法律文件。不能因为政权的更迭就以不平等条约来加以推翻。如果这样随便的把这些双方政府正式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两国政府间的勘界文件推翻，那我们就是再签什么新的文件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双方的下一界任何政权都可以以不平等条约为借口，推翻我们现在签署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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