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七章 洋务干将(1 / 2)

第三百五十七章 洋务干将

首相阿斯奎斯对费舍尔的报告非常重视，虽然费舍尔因为推动无畏舰的建造，使得他饱受外界一些言论的诟病（有很多人都在指责因为无畏舰使得英德海军处于一个水平线上竞争，使得英国手中大量的前无畏舰过时），但是在英国确实是很难找出向费舍尔这样敢于大刀阔斧改革积弊重重的旧制度的英国海军将领了。

阿斯奎斯对于费舍尔的报告非常重视，而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影响力越来越大，朱尔典这个英国驻华公使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联系到朱尔典在二月末的警告，阿斯奎斯心中很明白这是上一届英国政府留给他的难题——香港问题已经成为中英关系的纠结所在，原本英国政府的打算是用日本以牵制中国，但是日本工业化进程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执行这个任务的程度，而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几乎成为日本经济崩塌的命门所在，除非日本能够达到一流强国的工业水平，否则被中国用“经济绳子”勒死是迟早的事情。

中国总理沈静抵达英国已经六天了，主要和英国政经人物接触，首相阿斯奎斯只是在外交礼节上与沈静进行过一次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不过是没有什么营养的外交辞令，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此时中国总理和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总统似乎在外交上并不一致，沈静在英国决口不提香港问题，只是赞扬中英友谊，而国内的总统却大唱反调，提高对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率，并且违背当初中英私下的交易将战列巡洋舰卖给了德国，甚至还加强了中国南方海军的实力，派出战列舰舰队频繁的在日本海游弋。

中国高层领导人此时的这一幕肯定是事先做出的安排，而中国总理如果不能在离开英国前往德国之前得到中国总统想要的东西，天知道中国人会怎么来讨好德国人？一想到这些阿斯奎斯脑袋就有些混乱，连续两天的内阁会议让他格外疲惫——这两天的会议主要问题便是是否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以期重建中英关系，另外一个议题便是如何应对德国对英国的海权挑战。

阿斯奎斯在难以作出取舍的同时，谭延闿却已经回到天津，在曹妃甸工业区进行视察——曹妃甸工业区的钢铁厂和石油化工冶炼厂一期工程已经投入生产，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曹妃甸工业区钢铁厂内投入运行的两台一万四千吨水压机——这两台一万四千吨的水压机是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之前中国就一直谋求获得更好的水压机。

“最早汉阳钢铁厂的所使用的从美国和德国进口的八千吨与六千吨水压机，1902年我们成功的仿制了八千吨水压机四台，这才缓解了战舰装甲钢的生产压力……这台一万四千吨水压机的投入运行可以加快战舰用钢的制造，并且在其它方面应用也很广泛，诸如蒸汽轮机等，其核心部件的加工制造都离不开它……”曹妃甸工业区瑞阳钢铁厂总工程师徐建寅指着身后巨大的水压机介绍道。

徐建寅本来是张之洞手下对工业最熟悉的三大干将之一，不过在建国后张之洞回乡隐居养老，蔡锡勇一直都致力于汉阳钢铁厂的建设，后主持上海钢铁厂建设。王秉恩和徐建寅的经历就比较复杂一些，先后主持白云鄂博钢铁厂、天津机器局、保定机器局、隆盛机器厂、雷龙枪炮厂，还有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担任校长的经历，最终王秉恩任中国工业部副部长，而徐建寅则任曹妃甸瑞阳钢铁厂总工程师。

张之洞幕府虽然在规模上不比李鸿章幕府，但是谭氏父子在甲午战争后“空降”北洋，几乎将李鸿章经营数十年的北洋幕府全面接受，后来李鸿章重出江湖出任两广总督带走了一部分政治人才，但是其经济、科技人才则很好的被谭延闿给笼络住了。

甲午战争后的那段空降经历使得谭延闿一开始就站在了李鸿章的肩膀上，再通过辜鸿铭、蔡锡勇、徐建寅等人吸收了张之洞幕府的精华——张之洞幕府最大的特点便是人员质量非常高，政治方面的人才很少，但是经济和科技人才储备雄厚，这和李鸿章擅长搞“嫡系”路线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可惜的是在前段时间里，王秉恩反对简体字推广而退党，使得谭延闿失去了这个在政治和科技方面都很有头脑的一员大将。即便如此谭延闿也并没有撤销王秉恩的工业部副部长的职位，王秉恩在工业部的能力有目共睹，在谭延闿看来强烈反对简体字的又不止王秉恩一个，况且张之洞是王秉恩的房师，举人出身的他站到老师一边反对推广简体字是天经地义，他和张之洞提出反对意见的初衷都是出于学术上的不赞同，比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要强多了。对于像王秉恩这样踏实做事的文人，谭延闿还是相当尊重的，所谓虱子多了不痒，他如果连王秉恩都容不下，那也显得他太过小气了。

今天看到徐建寅让谭延闿想起了当初另外张之洞手下的两位洋务干将，对于王秉恩和张之洞他只能说声抱歉——他自己也认识到在文化继承方面，繁体字比简体字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但目前中国需要的不是满地的国学大师，而是越来越多具备现代化知识的科技人才，这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文化传统必须要为国家存亡让路。

有人说谭延闿一意孤行的推行简体字是“亡国灭种之先兆”，不过他们却没有看到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文物古迹，仅仅一个北京市市政改造就白白耗费了巨额资金，而谭延闿从二十年前便开始搜集保护古董文物防止文物外流，而在市面上收购古玩字画，尤其是在《永乐大典》上和外国传教士、商人展开竞争——当翁同龢得意的弟子盛昱高呼谭延闿推广简体字是“不肖子孙”的时候，谭延闿也毫不犹豫的将他当年偷窃《永乐大典》并且以每本二十两银子卖给外国古董商人的事情给抖落出来，这件当年不了了之的丑闻被再次被人翻老账后，传闻也是越来越邪乎，就和当年如出一辙，由“盛昱偷书”变成“翁师傅偷书”，弄得常熟翁氏家族急忙出来登报辟谣。

不过谭延闿在推广简体字上并没有不准使用繁体字，只是政府公文和教育上使用简体字，而从小学至中学阶段的教育课程中，都有《国学》必修课，而在大学中《国学》学分更是大学毕业生能否毕业的重要门槛——从小学至大学的《国学》课程所使用的教科书可都是规规矩矩的繁体竖排版！当然《国学》课程的教科书难度肯定是降低了，不过在谭延闿的重视下，中国新的教育体制是很重视中国古典文化传承的，至少在审阅过各级《国学》教科书之后，他认为自己做的远比后世的教育体制对文化传承方面要强得多。

与王秉恩不同，蔡锡勇和徐建寅对于这些事情反应都比较迟钝一些，而且在他们看来使用简体字是非常别扭，毕竟他们大半辈子都是用繁体字。不过没有关系，政府并不排斥非此即彼的排斥繁体字，正规的公文报告自然有人替他们誊抄成简体字，他们依旧我行我素的使用繁体字，目前绝大多数上了年纪的科技工作者和徐建寅的做法差不多，就算没有达到徐建寅这种级别专门会有人代替誊抄简体公文的科技工作者，向上面递交繁体版也是无所谓的。

谭延闿心中看得很清楚，简体字推广只是为了提高国民识字和书写的效率，这是政治上的决策，而非学术上的争论，这也是他放过那些繁体字“死忠”的原因所在。也许前生他就是一个科研人员，在他心中学术科研最大，政治不能强加于学术争论之上，学术争论更不能带有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