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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一种渗透于中国人血脉的精神。闻一多曾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就是“侠”。

从远古的执剑之族,到先秦的“国士”,“游侠”,侠义之道始生,游侠之立身扬名,靠的是结私交,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扼困”(《史记·游侠列传》),而至两汉的豪侠,“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侠开始真正左右了中国的历史。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汉魏皇权对豪侠势力的摧残,侠义的发展可谓步履艰难。

说到三国的侠客,可以说,他是中国侠客历史的一个枢纽。

其导致的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乱世,犹如当年的战国时代,充斥着宫体与清谈,阴谋与屠杀,侵略与叛逆,使本已奄奄一息的专制社会居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且萌生了新的活力。

三国的侠客存在方式,呈现出一个复杂的过度型形态。有早期武侠的回光返照,也有新形态的出现,有民间侠的重新活跃,也有豪强势力的沉渣泛起。

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1)——民间侠

两汉是豪侠的时代,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然而经过西汉三次对豪侠势力的大规模清洗,豪侠在他的历史舞台上已然开始走下坡路了。而经过东汉百余年的崇文厌武的文化氛围的压抑,到了唯晋时期,豪侠已无向时声势,而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却又重新活跃起来。

三国中的魏国是有记载的民间侠最活跃的地方。魏的名将典韦早先就是陈留郡夷吾县的一名侠客。史书上说他“形貌魁梧,臂力过人,有志节任侠。”他为了替好友复仇,身藏匕首,只身闯入官吏李永家中,当场刺死李永夫妇,然后徐徐走出,追者百人,居然无人敢近。典韦“由是为豪杰所识”名重一时。

有类似侠行的三国名将还有太史慈等人。太史慈早年为小吏,曾因“怀刀截书”而“遁还通郡章”。“由是知名,而为州家所疾。”连当时的北海相孔融都“闻而奇之,数遣人讯问其母,并致饷遗。”

后来孔融为黄巾贼管亥所围,慈从辽东还,母谓慈曰:'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至汝行后,赡恤殷勤,过于故旧,今为贼所围,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单步径至都昌。时围尚未密,夜伺间隙,得入见融。

其为酬君子而单骑突围搬取救兵,端的是史迁笔下的游侠本色。

其余还有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夏侯谆“曾杀辱师者复仇”;徐庶为友“借躯交报仇”杀人后白灰涂面,披发而走……

正是在这样一批任侠之士的推动下,侠风又逐渐在社会上蔓延。

其中,最著名的民间侠即为所谓的“汉唯间四大名侠”。

三国时期曹魏的《魏略》,被称为“巨细毕载”。书中特辟《勇侠传》,就记下了这四位侠客——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

他们之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其言其行全面恢复了昔日的侠义传统,有古游侠之风。孙宾硕曾在急难中冒死援救遭宦官迫害隐姓埋名的逃犯赵岐;鲍出尚节义,在土匪劫掠时,不但只身救出老母,还奋不顾身地解救邻居老妪;杨阿若曾单骑突围,搬兵诛杀豪强大姓——黄昂,震惊一时;祝公道更加,曾蹈险牢狱,解救出素昧平生的魏国名臣贾逵,不语而去,为一时所颂。

此四人的事迹在《三国志。魏书》中的《阎温传》有引魏略的详细介绍。

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2)——豪侠

三国时期,是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不但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重新活跃起来,两汉保受摧残的豪侠势力也如沉渣泛起,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然而,因为其处于一种过度形态,新旧交替,杂然并存,故远比两汉豪侠的形态来得繁复。其间,有施爱尚义,有醇厚之风的志士,也有放纵末流,豪暴凌弱的恶霸。

而其中最为相通的一点,就是他们往往都是弃文就武的世家子弟。而其习武任侠又大多怀有政治野心,希望以此取得一定的政治资本。

东汉末年,乱象已现,对此有先见的上层社会成员开始重新对自己进行自我设计。其中,有曹操,张邈,袁绍,袁术等最为著名,他们结交豪侠,并非只图自保于乱世,而是弃文习武,好为侠行,以求在风云际会时有所作为。据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曾私自进入权臣中常侍张让的室内,被发觉后手舞短戟越墙而出,追兵对他也无可奈何。

梢后,四海不宁,干戈纷扰,上流社会人物习武任侠更为普遍,三国中的吴将鲁肃,本是富家子弟,见天下大乱,便学击剑骑射,并招聚百名轻侠少年,成为一名豪侠首领。平时,借上山打猎的名义,暗中在深山进行军事训练,并加以严密的组织,形同军队。后来,便利用这之力量,保护族人移居江东。

曹操的族弟曹仁与此相类而更胜之,后来将手下的近千轻侠少年拉入了曹操的起事大军。

也有另一部分豪侠群体,因宗族关系举族筑堡聚居,豪侠头目即为坞堡的军事首领。许楮便是一例,他“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他曾将坞堡中的男女老少按军事方式严格组织起来,打退了万余土匪的攻击,“闻者皆畏惮之”。

而当时上流人物的习武任侠,则大都怀有政治野心。战乱和混乱的政局使得习武比饱学通经更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的任侠,不过是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由于他们的大量涌入,极大地改变了武侠世界的结构和成分。

不得不说,他们才是三国时代“侠”的主角。

一、汉末游侠特点和兴起背景

1。复仇

“侠”的复仇之义古来有之,但其真正的彰显却是自汉代开始。

东汉时期标榜“孝道”,屡颁赦令,更是在社会道德与法令条例上都助长了这种为了实践“孝道”而复仇的风气。汉章帝时官修的《白虎通义》就有如此记载,“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其中将“孝子”与“忠臣”直接画上等号,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这种“侠”义式的复仇。有了道德上的认可和法律上的保障,是而一时间“侠”风大盛。

而复仇风气的普遍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为了复仇养客杀人,二是因“复仇”而扬名天下,进而转变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强。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汉末仍然存在,如武威张绣,为上司报仇,“闲伺杀(曲)胜,郡内义之。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三国志·魏志·张绣传》),这种因“义”或“孝”而引起的复仇方式,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进一步获取在乱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

3。汉末“侠”开始出于豪强之家而非平民

较之于先前的“私剑”或是“任侠”,汉末游侠的组成和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继为侠,如董卓、袁术、袁绍、曹操、孙坚等人都是以贵胄公子而为侠的;二是在地方各拥部曲,形成侠客集团化的豪强,如济南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扬州“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三国志·魏志·刘晔传》),临淮鲁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3(《三国志·吴志·鲁肃传》)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虽不至拥兵自重,亦可称为势力广大,成为地方豪强,名噪一时。

而“侠”的概念也不仅仅流于刺客杀手或是豪侠,则是逐渐成为拉聚结交众人的一种方式,汉末著名的政论家荀悦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游侠的表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前汉纪》卷一零)。由此可以看出,游侠阶层的本质在汉末已有异于前代,不再依附于人,而是“立强于世”,不再单独行动,而是“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侠”在汉末开始脱离平民而出于豪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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