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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湉看了看众人，挥了挥手道：“都起来吧。”
几人这才松了口气，谢了恩后站起来，却再不敢坐下。
说起宪政之说，最初起源还得说是载湉一手推动的。要不是他大胆启用哪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官员，并且一力推行新闻自由，这宪政的风潮可能还没那么快的起来。毕竟现在的大清正是中兴之象，光绪皇帝内安民政、兴工商、整吏治、办教育，各行各业都发展的有声有色，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起码是在一些主要省份是这样。对外御强敌、胜倭寇、改条约、兴贸易、开疆拓土。尤其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对德国教案的处理，和随后对各省吏治的整顿，更是让大清的子民感受到了皇上的励精图治，也感受到了国家强大的好处。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宪政的土壤并不肥沃。
但清政府——或者说载湉——的各项政策并非完美无缺，对中国的民生拉动也不是面面俱到。再加上之前半个世纪的殖民渗透使得中国的经济几乎完全被洋人所掌控。导致即使是现在，中国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过多依靠外国资本技术的局面。
再加上载湉大力推行西式教育，输送留学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西方的发达和文明，所以，终究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优势，兴起了改革政治体质的念头。
这些想要推行宪政的人中，第一个便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光绪十四年中举后，曾被载湉放到王文韶麾下兴办教育，现在在江西任学政。此人在光绪二十四年的吏治大整顿时曾上书，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主张君主立宪。
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明确提出了身份平等观。
不过当时载湉正因为处理德国教案一事声望如日中天，他的这份折子被满朝的官员批的体无完肤，无数人上书参他违制、欺君、大逆不道等罪名，直欲杀之而后快。甚至听说有人真的去刺杀康有为，不过没有成功罢了。
倒是皇帝本人对这份折子的态度极为暧昧。虽然对康有为的折子留中不发，但对哪些参劾他的折子也没有处置。所以直到今天，康有为的脑袋还妥妥的扛在脖子上，就连乌纱也没丢。堪称大清官场一大奇闻。
也许正是因为皇帝对康有为的‘宽宏大量’，使得在此之后，持这一观点的人便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载湉任用了大量的年轻官员以补充吏治整顿造成的职位空缺之后，因为对清朝地方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深恶痛绝，这些年轻的官员也开始倾向于康有为的理论了。
时至今日，这些以年轻学子、官员为核心的‘改良派’已经形成了中国政坛上的一股不小的势力，其中尤其以广东省为甚。
这就不得不提另一个著名的人物，孙文。
中日战争期间，因为朋友的建议，同时也是想为国家出一份力，孙文放弃了在广州的医馆，前往天津，加入了战地医疗队。不过对日本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战地医疗队也随之解散。之后，友人陈少白加入了‘中华红十字总会’，致力于发展医学。而孙文则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游历之后，回到了广州。
在各地的游历过程中，孙文看到了清政府致力于改革的成就，也感受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清政府中下级官僚的腐败。因此，他决定以自己的能力来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1898年，孙文和朋友杨衢云、郑士良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社团，该会以‘振兴中华’为宗旨，故名‘兴中会’！
在此之后，孙文又结识了梁启超等人，并从梁启超哪里了解到了康有为的一些思想。随后，他们利用香港、广州的报纸，开始宣传康有为的‘宪政’思想和自己的一些主张。
当然，因为这个时代清政府——或者说载湉——确实做了很多的改革，所以这些人仅仅是通过舆论来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和改革方案，没有——也不可能付诸武力。
现在大家的生活都还过得去，小日子蒸蒸日上，你要是说继续深化改革，大家自然支持，但你要是说起来造反，估计第一个被反的就是你。
什么情况下才造反？那得是实在没活路了才干的事儿。活的好好的，谁愿意脑袋别裤腰带上？就算是哪些支持‘宪政’的人，其观点主张也没有被朝廷所封禁，还是可以畅所欲言的——你没看连康有为都没事儿么。既然正常的渠道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啥要走绝路？
不过朝廷对近两年兴起的‘改良派’始终没有评价，既没有接收他们的观点，也没有封禁。但是今天，几位大臣知道，皇上对‘宪政’，恐怕要有一个说法了。
“朕也曾经看过康有为的折子，还有他写的其他一些东西。包括哪些所谓‘改良派’、‘兴中会’在报纸上说的一些个东西，朕都看过。”
听着皇上这番话，几位大臣强忍着不去看始终坐在一旁的善耆。大家都心知肚明，皇上所了解的这些东西，十有八九就是通过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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