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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还在继续,天下势必一统,这点已毫无疑问,即便当初坚持保持现有态势的熊荆,也对局势渐渐失望。而天下一统,以何种学说治国,是鹖冠子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他和孔谦、宋玉等人的不同之处。
虽然想以自己的学说治国,可他究竟不是荀子、孔谦那样的人,他谦虚的多,也低调的多。如果有比自己学说更好的学说治天下,他不会反对,但像熊荆说的君权民授,他是不能同意的,这根本行不通。
熊荆以前从未想过用什么法统治天下,鹖冠子反驳君权民授,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殷商时期楚人南迁而来,居于荆山。鬻熊之妻厉剖腹生子而死,巫师以荆条包裹埋葬,部族从此自名为楚。
南迁的楚人不如殷商先进,对付当地的荆蛮却绰绰有余。但这同时产生了一种隐忧,即在楚这个国家,芈姓之人太少,无姓野人太多。真要实行君权民授,熊荆这个楚王分分钟被推翻。
换句话说,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殖民政权是不得人心的,他们没办法实行最简单可行的君权民授,所以周人才会想着继承殷人的‘日子日孙’。失败后恼羞成怒,将历代商王的陵墓全部捣毁,而后宣扬‘上帝改厥元子’,‘天子’,编造天命。
这套办法配合镇压殷人的分封制(碉堡节点)、严苛的国人野人制(集村并屯),最终被证明是行之有效,周人的天命也被认为是存在的。可殷人究竟还是殷人,周人还是周人,雅言只言于宫廷,不行于市井。一旦这种国家被敌国攻破都城、俘虏了国君,国家就不不复存在了。
这正是楚国灭国众多,迁其公室而少有反抗的重要原因;也是楚国杀越王无疆后,不能尽吞越地的重要原因。越国纯粹是由越人组成的国家,越王和庶民可以毫不费力的用口语交谈,熊荆如果不学习楚语,出城后寸步难行。
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实行朴实刚健的君权民授,周、楚、秦这种殖民国家,哪怕统战的再彻底,也难以改变底层民众的语言、信仰和习俗。
楚国亡国后,怀念楚国的那些遗民在战争中死光,楚国就不复存在了。越国灭亡后,又有瓯越、闽越、南越、雒越这些小国。经受秦始皇两次大举南征后,直到汉武帝时期再度征伐诸越,这些小国才最终覆灭。邦国虽然覆灭,越人却没有消亡,一直到东汉末年的三国,孙权仍要‘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还是楚人生的太少!没办法回答鹖冠子的熊荆又一次生出这样的感慨。
芈姓人口太少是楚国的致命伤,这使得楚国远不如越国那样坚韧。熊荆心里想着芈姓丁口,却忽略了鹖冠子此言给他的巨大提示——他若真能正视鹖冠子这句话,必然能堪破太卜观季临死前留下的天机,可惜他错过了这个机会。
“彼天地之以无极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滥,日不逾辰,月宿其列,当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终始相巡,逾年累岁,用不缦缦,此天之所柄以临斗者也……”鹖冠子见熊荆无言以对,开始言及自己的学说。
“若上圣皇天者,先王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故成形而不变者度也,未离己而在彼者狎沤也,陈体立节,万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纪名,文圣明别,神圣之齐也,法天居地,去方错圆,神圣之鉴也,象说名物,成功遂事,隐彰不相离,神圣之教也……”
鹖冠子是道家,道法自然。即君王统治天下,法统不是受命于天,而是效法自然。‘日不逾辰,月宿其列’,皇天自然才是君王‘倚威立有命’的根本。‘神圣之齐’‘神圣之鉴’‘神圣之教’,这是皇天自然所能达到的效果。
作为鹖冠子的学生,熊荆自己读过他的文章。鹖冠子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还融入了法家和兵家。融入法家不难理解,法家是显学,用于朝堂。
杨、墨声势极为浩大,可只是一种隐学。儒家真正能立足的地方,主要是鲁地和楚国。孔谦虽然任了魏相,最后也不得不辞官。鹖冠子最出彩的地方在于把兵家写入了著说,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很难得的。军事是一个国家立足的根基,忽略了这一点,国无以成国。
然而,先秦诸子说是说百家争鸣,却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诸子思想皆源于周人庙堂,故而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周人礼崩乐坏后,才衍生出百家诸子,是以诸子学说都与天、与道有着说不清的关系,鹖冠子也是如此。
除此以外,鹖冠子对天子的品德能力也和诸子一样,要求极高。要求‘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能。’如果做不到,那就要选贤任能。‘上贤为天子,次贤为三公,高为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籍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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