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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家的理论中，义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自爱和兼爱也是一体的关系。墨子反对阉割人xing，反对人xing本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兼爱和互利而非礼教秩序才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xing关系中，在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之下，天下才能实现和谐与富足，也就可以实现不同成员间的博爱。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yu天下之富，而恶其贫；yu天下之治，而恶其luàn，当兼相爱、jiāo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可见我先秦时代，平等博爱思想早已提出，无奈当时统治阶层纷纷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汉武又以儒道法合流为经学，‘定天下于一尊”愚民宗法**文化从此大兴，si爱泛滥，而墨家平等博爱之jing神渐渐埋没矣……”
“西方思想启méng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社会契约理论，早在chun秋时期，即已被墨家提出。墨翟在《墨子?法仪》中提出，‘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在墨家理论中，人生而平等，并受权利于天，乃是天赋人权。而墨家的‘兼爱’思想也正建立在这种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基础上。《墨子?经说上》指出：’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在这里，墨家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正所谓以人为本，中庸仁恕。”
“《墨子?尚同下》提出，‘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也就是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不存在统治者的，百姓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而在《尚同上》中墨子又指出，由于无政fu状态导致‘天下之luàn”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可见墨子在平等，博爱，自由的理论基础上，公开提出了人类政权组织原本基于民主推选，基于社会公共契约的理论。”
“……墨家重视科学实践，并提出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其义利相辅相成的观念也体现出了这种辩证客观的jing神，这正是中庸思想的伟大体现……而墨家坚持以利国利民为一切思想文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所谓‘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主张天下为公，正是仁恕jing神的体现。而墨家之中庸仁恕，核心便是以人为本……”
“由此可见，儒学也好，墨学也好，虽然手段有不同，但内涵其实有其共xing：以人为本，中庸仁恕……我华夏文化实乃以人为本之文化，无奈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一统皇朝的确立，由于家天下统治阶层的利益导向最终走向了逆向淘汰，人文思想被扼杀和埋没，思想文化逐渐走向扼杀和扭曲人xing，愚昧人文的方向，方有近代历史一次又一次不忍卒读的惨剧，使宝珠méng尘，此堪为今世之诫……”
“中华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也好，中庸仁恕也好，这些jing神内核，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实在需要以不同的手段加以实现。当今社会民智大开，各国争逐，稍稍行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俄国已经是眼前的例子……历史大cháo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由无独立人格之奴才，发展为独立进取自尊自信的公民，乃是历史cháo流，也是人xing必然。如此cháo流，要违逆之，便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对华夏先祖的背叛。今时今日，理学提倡的等级尊卑，爱以差等，束缚人xing等手段，实在已经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毒瘤，而墨家提倡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民主法治，平等博爱自由理念，正需我华夏国民详加揣摩……”
“以人为本，中庸仁恕，于当今时代，当以合适之手段体现。我华夏新学，贯彻以人为本之人本jing神，以中庸仁恕为信条，以法治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以科学推动社会进步，一切务实而不务虚，以实践检验真理，而非以圣人之言为真理来检验实践。有了这个根基，才有了帝国民智大开，我华夏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文治武功为一时之盛。”
“我华夏新学，今日之中庸并非因循苟且，并非无原则的‘持中”而是客观，理xing，不偏执，不顽固。我华夏新学一向认为，中庸即理xing，中庸即科学，中庸即客观；所谓仁恕，也再非旧王朝的假仁假义，外残内忍，再非对内寡恩对外慷慨以昭显‘天朝威仪’。我华夏新政，对内推广教育，发展经济，建立公平之社会保障，建平等之法制和民主政治以保障国民权益，使国民分享国家成长之实惠。对国家民族之敌，我华夏新政以铁血对横暴，此对敌之铁血，即是对国家民族之仁恕也。”
“由此可见，仁恕即民主法治，即博爱平等……中庸仁恕，就是科学与民主法治……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非西方所独有，而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没有科学，则一切都不过是空谈，无非是翻炒圣人之言，说得天huā烂坠，实则毫无用处。没有民主法治，则整个社会还是要依靠宗法lun理那一套去治理，人人膜拜权力，崇拜权威，毫无思想自由，无人格尊严，既无自尊也无自信，这等愚弱之民又如何与列强虎狼之民同场较技？”
“我华夏新学，乃是华夏文化jing髓于新时代之传承体现，乃是融汇中外文明jing华凝铸而成，并经受了国家发展考验，并不断进步的学说……我华夏新学，既不是古非今，也不是今非古，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一切权威不mi信，不盲从。我华夏新学，不以具体而微的圣人之言钳制思想，而以明达之理论启发民智，促使其主动思考，辨别吸收，创新进取。我华夏新学，对一切文明的成果，从不以出处而论优劣，而以其效力为准，批判扬弃，去劣存优。我华夏新学，从不敬天法祖，不以官威而决定资源分配。我华夏新学，不定一尊于己，不以强权而毁弃其他学术。”
“我华夏之政，并不盲从西方，更不附会前代，不崇古，不崇洋，而求实。我帝国有开明君上，有国会握立法和预算之权，有司法独立，有地方参政院行地方立法，监督，编制和财政之权，有国民选举，有舆论监督，有多党，有宪法，又有国民之监督。于战时，我华夏有大本营统辖军政要务，凝聚国力以御外侮；于和平，我国会，内阁，君上各有职司，万事决于公论，而不行上支下派之**盲从之法。如此，贤明君上得指导仲裁国家要务，国会得秉持民意决断国政，内阁对国会负责，以才是举。简要而言之：万事决于公议，有司各有其职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一切依法而行。”
“我华夏新学承先启后，融汇东西，卓然成家。此新学即为新华夏之学，乃去伪存真，优胜劣汰，而且不断发展完善不断进步的学问。故而新学非西学，也非几千年前的老古董，更不是新时代的圣人之言。他是有活力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学问，是以科学和法治为内涵的学问。”
“华夏有了华夏新学，也就真正成为了新华夏，而非被宗法礼教牢牢捆缚，沉沦于治luàn循环之中的旧华夏。华夏之民有了华夏新学，便可以从奴才变为人才，从愚民变成自由之民，从屈从权力的草民变成参与政治的公民。”
“故而新学兴则华夏兴，新学衰则华夏衰。与其死抱着文化糟粕给历史涂脂抹粉，还不如睁开眼睛看看历史，正视现实，多想一想如何丰富我华夏之新学，如何奠定我华夏的千年之基。”
此文一出，洛阳纸贵。
一直气势汹汹的“复古兴汉”派，原本看着各地风cháo涌动自然是暗自兴奋，可之前政fu出手平息sāoluàn，却让一些敏锐之人如同冷水泼头。紧接着这篇大作出台，更让一些知道北竹内情之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人自然清楚，这看似是北竹出于一贯立场，站在“国民”，“民权”，“法治”的角度说话，但实际上很可能代表的是皇帝本人
这些人一时也失了声。
原本都想着这政fu的暧昧态度，尤其是中华宫方面始终默不作声，就算不是放纵，也应该是暗中有些盘算。只要卖力一些，到时候皇帝取消国会修订宪法大权在握，他们这些人成为文化巨擎，并进而入朝主政，自然就可一展平生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
可现在看来，这皇帝很可能早已一屁股坐在新学一边，也是提倡“科学”，“法治”，“民权”
不少人都犯了糊涂，死活想不明白这位皇帝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yào
至于墨翟……很多人都赶忙开始翻nong故纸堆，寻找《墨子》的只言片语：这位“先秦巨巨”虽然久闻大名，但其学问实在是埋没太久，少有人问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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