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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生太敬业了
电影一开始，秋菊送丈夫去看病。医生正在屋里劈柴，简陋的医疗环境让人想起这人只是个江湖游医，肯定会骗秋菊不少钱。但后来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医生判断准确，开的药也是治病的，没有要人命。
要是到现在，农村妇女秋菊看一趟病，估计就要遇见不少骗子，治病的花费也会倾家荡产。
2、村长“太客气了”
村长执法，有理有据，错在动手打人，之后对打人的事实也从来没有否认，只是脾气倔不愿意认错赔偿。而今天，村长多是村霸，干的是克扣补贴款，私卖集体财产的事儿。要说打人，踢一脚真是太客气了，少说也得是群殴，打了人肯定也不认。
3、派出所的民警“太公正了”；
也是为了争口气，秋菊走上了告状的路。第一站找到镇派出所的李警官，李警官允诺三天内上门调解。调解结果是村长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村长也答应赔偿。至此，秋菊的状应是告完了，第一站便得到了解决。这个李警官态度好，效率高，做事考虑的周全。后面还有他为了缓解村长和秋菊家的矛盾自掏腰包买东西送给秋菊的情节。
4、市公安局领导太亲民了
秋菊的状告到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的结果和乡派出所的调解结果一样。秋菊不服，告到了市公安局。其间还遇见个好心的宾馆老板。而这个宾馆老板竟然有市公安局长家的地址。秋菊按地址还真找到了市公安局长家，局长不但听了她的陈述，还用小车把她送回了宾馆。
后来，秋菊对市局的处理结果仍不满意。再次找到局长，局长建议她起诉公安局，还好心的推荐律师，其间还请秋菊在路边摊吃了饭。
在今天，这些你能想象的到吗？
这是一部和谐的电影。没有恶霸，没有态度差效率低的公务员，局长可以在办公室门口等到。可以平易近人。电影里最坏的角色只是个绕路多收钱却也卖力蹬了半天车的三轮车夫。
看这部电影时，我始终走不出“现代人”的思维局限。影片每一个的情节转变，我都会用现时的情况猜测一下秋菊可能会遇见的各种困难：我们每天都在提防着各种骗局，遇到在政府机关的各种办事难。
电影只是电影，凭借记忆和资料我们可以确定那个时代并没有如此和谐，还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很多方面比那时更差。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普法的宣传片，张艺谋用老百姓看得懂的方式，让很多人明白了该怎么告状。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
街上的女人抹着猩红的嘴唇，头发烫成层叠的卷堆在头上，高跟鞋笃笃作响；行人步履匆匆。来不及感受周遭燥热的空气—— 一切都开始加速前进，欣欣向荣，似乎某种力量正在觉醒。
这是90年代初的中国，陈旧而向往现代，迟缓而渴望迸发。城市里高低不齐的街景中间，廉价旅馆旁是“新潮发屋”；镇上赶集的年画摊上，港台明星的画报与**的画像并列其中，这一切都像是个隐喻。空间的另一端，农妇秋菊挺着大肚子，嘴里喃喃着：“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在三轮车上，坐在大巴上，甚至坐进了小轿车里，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镇上。再从镇上到市里，只为“讨一个说法”。
张艺谋的视角睥睨着这片神奇又现实的土地，为庸碌的人们徐徐展开这幅生活图景：一个怀孕的女人，是凭借着怎样的坚韧与倔强，一步步“上访”，最终讨得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某种意识的觉醒的话，我更愿意为其加上一个注释：这个觉醒含着人情的温度。
在没看这部电影之前，就已看过许多关于它的评论，这似乎是观影的大忌，果然，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形成了“刻板印象”。评论说，这出“民告官”是中国社会底层政治桎梏开始解放的反映；是对法制化的热切盼望；是社会改革过程中对人的地位和属性的观察；甚至还有评论说，这部电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以展示中国社会底层的落后和不堪博取同情或好奇的目光，以卑微的姿态交换奖项。
所以，张艺谋是耿直而朴素的，或者也是自卑的。但是，在看完之后，我却获得了另一番感性的认知，我以为，张艺谋的批判是温情的，至少是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呈现的。
这部电影我只看了一遍，许多细节早已四散，但我还记得：廉价旅馆上了年纪的老板，热心地提醒初来城市，对申诉材料毫无准备的秋菊，哪些材料是必要的准备，哪些门路会对她的案子有帮助；路边看自行车的大爷，好心地提心秋菊，需要买一身城里人的衣裳穿上才能避免更多的坑骗；那个配了公家小车的市公安局长，对秋菊的来访无奈却仍坦诚相待，告诉她正常的程序，婉拒了秋菊的礼物还请秋菊和她的小姑子吃了一顿，最后还让司机送她们回家，村里议论纷纷，“秋菊是坐局长的小车回来的”；甚至是村长（雷恪生真是演到了骨子里），这个碍于面子拒不道歉的村官，最后在秋菊最危难的时候，召集乡亲把秋菊送到医院。说他是秋菊的救命恩人，也不为过。
在这个动辄因诉求权利而闹出人命的时代，我不知道原来还曾有过这么温情的时候，是因为人的群属单位越小。人所牵涉的利害就越少，关系处理也就越简单，还是因为现时社会转型的焦虑蔓延太快，我感觉我接触或见证的社会缺失了这种“世故的人情”。
我希望社会的节奏能慢下来，我希望人们不要那么心急火燎地往前赶，我希望城市的规模不要扩张太快，小城的陈旧与单纯可以多停留一些——扯远了。还是回到电影上来，这部电影透视了人性里那股人情又世俗的张力，是一部有温度的电影。
民众的姿态
有些感受在观影的瞬间只是残碎的片段，需要找个时间好好梳理一下。现在我想谈谈这部电影中的那些民众，他们的生活姿态是被堙没还是被放大？这是一个极具阐释性的话题，但愿我这篇影评没有跑题。
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中国人“民告官”有了依据。《秋菊打官司》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背景的反映。
整部电影的故事线索是：秋菊的丈夫万庆来因为嘲笑村长只生女儿。骂其“断子绝孙”，村长恼怒之下对万拳打脚踢，踢到了命根子。故事线索开始发展。秋菊和丈夫找大夫诊断，结果发现伤势严重。秋菊回村后，气愤之余找到村长要求道歉和赔偿。村长标榜自己身为村长的身份，认为长辈对于胡言乱语的后辈理应对其“教育一番”，所以拒绝赔偿更拒绝道歉。从此，秋菊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在几次调解村长都只作出赔偿而未道歉后，家人和乡亲都劝秋菊放弃，而秋菊倔强地继续，在旁人看来是钻进了牛角尖，是一种愚笨。秋菊的坚持中有对权利的诉求。而这种权利表达更多的是对于尊严的要求，当然，村长拒不道歉也是出于尊严的考虑。这种“面子”上的争夺，可以理解为个体对于家长主义作风的反抗，是一种平等意识的萌芽。然而，这样的执着更大程度上是导演赋予的内涵。或者说是这部电影故事性的体现，艺术终究是高于生活的，现实中若有如此顽固的人，恐怕要遭遇更多的阻碍，这也是电影释放出的“温情”的悖论。在电影中，村长并没有“联合”其他力量妨碍秋菊的上访，他只是表现出一种高傲的姿态，但却从未阻止秋菊的行动，所以，也许是我用心不善，我认为这是电影对于人性的夸张表达，秋菊讨要说法的执着被放大了，村长手中的隐性权力也被单纯化了，更多的冲突矛盾被简单处理，因此影片中人们的生活姿态是导演选择性的表达，是一种柔和的呈现方式，而现实中恐怕要更加僵硬。
当然，我更喜欢这样柔和的讲述和这样温暖的人群关系，执着得很美丽。
这部电影产生的节点恰好是90年代初，电影中的画面让我想起儿时的小城岁月，温暖，纯净。城市的发展似乎注定要伴随着一些人的消失。现在再难觅“看自行车”的人的身影了，我想起小时候在城里唯一的电影院前，总会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大爷认真地检查自行车辆，后来去的多了就和大爷很熟络，每次都会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想来仍然觉得亲切。后来随父母辗转各地，去的城市越来越大，却也越来越难以建立这种亲近的关系了。我想那个老人应该和城里的很多景物一起消失了，不知散落何处。
张艺谋1992年拍得这个故事其实很完美，基本上是惩恶扬善，也算是给1992年的公民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司法教育课。
正如那个代理律师说的，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就跟公安的行政协调不一样。司法是不讲究人情的，它只涉及程序上公平与正义。
所以好人局长会被告。本质不坏，而且有恩于秋菊的村长也会被行政拘留15天。尽管秋菊直到最后都没要到一个“说法”（实质正义），但全面的认可程序正义，是近代法制的重要进步之一，事情发展至此，也已经再无“说法”，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心里不认错，再怎么逼迫或者惩罚，他在心里都可以不认错。某种意义上，秋菊要得”说法“（村长诚心道歉）永远都得不到。
而我在意的是，故事里面除了村长外，其它的政府行政人员，公检法人员的形象居然大都十分正面，那个村里的警关还愿意自己掏钱买点心来息事宁人，更别说那个站着跟秋菊一起吃午饭的市公安局局长了。
因为这基本上在2011年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所以这片子在目前看来并不是个现实主义作品，而更偏向于了魔幻现实主义。
如果在那个时代，小乡村的行政权利堕落还仅仅限于村长为了面子而拒绝道歉的话，我们生活在的现实可能会如同“光荣的愤怒”里面，村支书光荣的台词:‘这个村子已经烂到根里面了。‘
所以如果让我来重写这个故事，那么便是村长直接踢得秋菊男人丧失生育能力，秋菊去乡公安反应情况，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当夜回家时就被由串通好了的乡长以及乡公安指使的打手打出了一个流产。
秋菊去县公安反应情况，再吃闭门羹。回来时发现乡长带了一队拆迁队把他们家房子给强拆了。
全家人都责怪秋菊惹事，丈夫也闹着要离婚，可秋菊下了狠心要去上访，结果村长受到消息，通报了上头，县领导“高度重视”，带着一队警察跨省追捕，把秋菊抓回来之后直接关到市里面的精神病院里面去。
结尾同样是秋菊迷茫而执着的面部表情大特写，只不过背景是贴着雪白瓷砖的精神病房内了。
中国人好面子。秋菊的不依不挠其实只为村长的一声对不起，可是村长毕竟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呀，那么容易就低头认错了，以后在村子里说话还有谁听呀？然而秋菊说：“我就不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去？”双方都有自己的坚持，于是官司就打起来了。
要说当地的执法部门还真是耐得下心来，芝麻大一点事，告到哪一级公安局都没有懈怠，依法办事的结果却总是难得尽如人意。为什么？法律只负责给秋菊赔偿，却并没有保证要给个说法。中国的乡村社会还是个人情社会，而司法却是只**理不讲人情的。到最后，村长救了秋菊母子，秋菊盛意邀请村长去吃孩子的满月酒，两家恩怨一笔勾销了，村长却被公安局拘留了。这样的结果，既不是秋菊原先所要的说法，也不是她现在所能理解的。可见，人情和法理的冲突，在中国的农村，还是很明显的。
印象深刻的还有传宗接代这一观念在中国农民那里的根深蒂固。当时应该是刚推行计划生育不久，村长耿耿于怀自己没有儿子，秋菊也一再强调村长踢人可以，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害怕的也是自己头胎生的不是儿子。及至儿子生出来了，大家欢天喜地，纷纷跑来道喜，足见大家对儿子的喜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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