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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广田内阁召开五相会议，根据陆、海军国防方针，确立《国策基准》，把外交和国防结合起来，在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把向太平洋地区发展作为日本根本国策。即是说，广田内阁所确立的《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准》，实际上是按照陆、海军不同国防策略而制定的，在把海军所主倡的“南进论”作为国策的同时，又承认陆军的“北进论”。
这样，在国防战略上，日本既把苏联作为防卫敌人，同时又把英、美等国势力从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作为当前的外交重点。所以说，广田内阁实际上是将陆、海军对立意见兼收并畜，确立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外交路线。
面对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后在国际地位上陷入孤立的严峻局面，为确保其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北进战略”的顺利进行，广田内阁于1936年11月25日，同德国缔结了以“防共”为招牌，实际是以苏联为对象，并防卫英、法、美等国的同盟协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日、德“防共协定”。
所谓的“防共协定”，其实是一种具有明显维护日、德两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外交手段。而这一时期日本对德结盟所要谋求的最大利益就是希望德国牵制苏联，并对日本侵华战争予以“精神和道义上”的援助。同时，希望借助“防共协定”的招牌，来扩张“防共体系”，蒙蔽其他各国的警惕，最后实现在远东驱逐英、美势力的目的。
到了三七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本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准备以二十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与此同时，日本陆军首脑会议决定，立刻从国内出兵，对中国发动攻击，并得到了“天皇”和“内阁”的同意。
为此，日本特务机关也针对性的对我国做了大量的渗透和分化瓦解计划，可是，因为我党实际控制区域反特工作开展的非常出色，而且在我党控制区域是拒绝和日本有任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所有日本侨民均被驱逐出境。
使得日本帝国主义除了暴跳如雷外，却也难以实施敌特渗透计划，因此对我党、我军的具体情报掌握的相当匮乏。
当然，日本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和政治等情报的，可是基于国民党统治区非常狭小的范围，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已经失去了准确和全面的判断。
甚至对于我军当前的战斗力和总人数也没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而还抱着原来的惯性思维，天真地认为，即使我军得到了不少改变，变得强悍了不少，可还是不能改变我军整体孱弱，世界末流军队的现状。
在日本帝国主义将毒手伸向中国的同时，我党、我军也在做着秘密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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